找不到他參與謀劃的直接證據。而揆之情事，他又不可能置身事外，然則，所有暗箱操作的證據竟未收入全集？胡林翼死後，門生汪士鐸為其編訂全集，向曾國藩請教編輯規範，曾復書雲： “胡宮保著述閎富，現在編集，聞專取其奏議、批答、尺牘諸種，自應急為刊刻，以饜海內景慶雲先睹之情。……然吾輩愛人以德，要貴精選，不貴多取；嘗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鳳德已具，似無庸求益而取盈也” ； 原來，今日看到的《胡林翼全集》，並非全集，乃是選集，所謂“貴精選，不貴多取”也。而曾國藩的用心，在“愛人以德”四字，則可見當日胡林翼遺稿中不乏弄權用術的內容，不免悖“德”。運用權術，賄賂、籠絡官文，令其不掣肘，是胡林翼得以建功立業的前提，此事天下皆知，《清史稿》及諸家筆記從不諱言 ，而全集中找不著一絲諂媚官文的痕跡。由此推知，當日為左宗棠呼籲、援救的私函密件，必也根據“愛人以德”的編輯原則，全行“為賢者諱”了。幸好，在“反民復清”的滿清遺老胡思敬的筆記中，找到這麼一句話： “林翼輦三千金結交朝貴，得潘祖蔭一疏，事遂解” ； 胡思敬為清末御史，以彈劾端方得名；自謂此書“見而知之者十之七八”，而學界也頗為稱舉其書的史料價值。他固未親眼見到這張三千兩的銀票，但此事在同治、光緒年間騰播於京城士大夫之口，則無疑問。郭嵩燾給潘祖蔭的三百兩，似即取諸其中。當然，要將這筆資金往來帳考證得清清楚楚，毫釐不爽，伯牛自揣學識俱陋，萬不可能；讀者能以意逆志，知道保左一案中，肅、高、郭、潘諸人出力以外，還有胡林翼提供經濟支援，也就不枉這番徵引了。出版審查官曾國藩只准後世讀者“嘗一勺”、“睹片毛”，奈何奈何！ 此案從咸豐九年八月發動，經過一番運作，至明年二、三月間才漸息煩囂。而在此期間，左宗棠並不樂觀，他自承： “昔年旁覽世局，知官場為傾軋爭奪之所，拘牽掛礙，不足有為。而鄙人氣質粗駁，不能隨俗俯卬，尤難入格。退處於幕，庶可惜機行素，進退自由；不意仍為世所指目，卒與禍會也” ； 並於九年臘月間決計辭去幕職，北上詣曹： “赴都後有兩策：一、不候引見即告病；一、引見後，如遇一召見，則問一句，據實答一句，使上知野人之不足與言，放還鄉里，於願足矣。至所謂公卿大夫之前，則不敢稍有論說，恐其一入薦剡，則斷送頭皮，氣破肚皮，終無益也” ； 咸豐七年五月上諭：“該員（左宗棠）有志觀光，俟湖南軍務告竣，遇會試之年，再行給資送部引見”；咸豐十年正是“會試之年”，故左宗棠以此藉口進京。當然，此行的目的，還是希望有機會獨對天顏，一抒冤懣。可是，這個念頭未免太幼稚了點。今日的信訪辦，昔日的登聞鼓，才是鳴冤訴屈的好去處；什麼案子都直接遞到最高層，那整個行政、司法體制豈不亂了套？有鑑於此，胡林翼亟加勸阻，可他一意孤行，終於還是浩然上路 。但是，走到襄陽，事情起了變化： “抵襄陽後，毛寄耘（鴻賓字）觀察出示潤公（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足為寒心。蓋二百年來所僅見者。杞人之憂，曷其有極？側身天地，四顧蒼茫，不獨蜀道險巇、馬首靡託已也。帝鄉既不可到，而悠悠我裡，仍畏尋蹤；不得已，由大別沿江而下，入滌老（曾國藩）營，暫棲羈羽，求一營官，殺賊自效。幸而克捷，並受其福；否則免冑衝鋒，求吾死所。死於盜賊與死於小人，固有間矣” ； 此為十年三月致郭崑燾之信。到襄陽後，胡林翼託毛鴻賓致信，緊急通知他停止北上，理由是仇家“意猶未慊，網羅四布”；意即已經派出殺手，欲得而甘心。其時“雨霰交作，風雪極大”（信中語），左宗棠聞此危語，憤懼交集，心寒氣喪。眼見得御狀是告不成了，而“悠悠我裡，仍畏尋蹤”，家也回不去了，“不得已”，只好東去宿松，至曾國藩大營避難。幕職已辭，家不能歸，到營中吃乾飯又不合適，於是新生一計，投筆從戎。“死於盜賊與死於小人，固有間矣”；叱吒風雲、籌濟兩湖的左師爺，只因得罪小人，遂落魄至此。不能不說，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低潮的時刻。 但是，官文、樊燮並未真的派遣殺手；“網羅”云云，乃是胡林翼阻其北上的權宜之計。閏三月下旬，胡、左在英山會面，胡告知“近狀尚未如所聞之甚” ，並安排他去曾營散散心。左宗棠被“誑騙”一次，白白擔驚受怕了許多天。但是，二人面談之時，胡林翼必已告知京城事態的最新發展，己方勝券在握，靜候佳音可也。閏三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達湘軍宿松大營。自此，每日與曾國藩、李鴻章等“鬯談”，情緒漸漸平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