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萬不能無變者。順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則世俗所謂‘奪情’者，乃聖賢所謂‘遵禮’，又何擬議之有？” 《綱目》，即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是吾國“正名學”的集大成著作 。其論“奪情”要“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為斷”，則根源於《禮記》：“金革之事無闢（通避）也” 一語；這句話怎麼解釋呢？唐人孔穎達《禮記正義》曰： “此一經，是權禮也。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恆禮，故從權事”； “經”，是原則；父母喪，居喪三年，就是原則。但是，“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恆禮”，公事和私禮發生衝突，怎麼辦呢？原則是死的，人是活的，這裡就要引進一個“權”的概念。“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原來，在非常時期，“反於經”而“從權”，乃能“有善”。故國家有“金革之事”（即戰事）的時候，涉身軍務的“孝子”（兼忠臣）就毋庸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