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固岳陽、武昌防守的基礎上，沿江東下，與駐紮在南京、揚州城外的江南、江北兩大營遙相呼應，逐次掃蕩江面及沿岸，最終形成對太平軍根據地的大包圍。計劃中，出湖南下長江的水師，其高屋建瓴、改變全域性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以請旨成功、督辦水師的曾國藩，一夜之間，反客為主，將資金使用、人事控制等權利握於一手。尤為關鍵的是獲得了絕對優先的經濟支援，不但省庫有義務供應造船募勇（水師勇丁）的軍費；廣東解往江南大營、湖北防軍的經費也可以截留提取 ；軍隊的糧食供應則直接提用漕米 ；辦起民間捐輸來，也更加振振有詞 。相形之下，王錱的部隊反而成了雞肋，唯一的任務就是出兵攻剿周邊零碎匪徒，再要求添兵加餉，已經不可能了。曾國藩打仗極為講究主客之辨，每每能反客為主；此次化解人事紛爭，落筆極為遼遠，得益卻在眼前，無疑是反客為主的絕佳案例。 既然重做主人，異日統帶水陸出省攻剿，決定權都落在曾國藩一人之手，帶誰不帶誰，就都憑他一句話了。他如果將王錱列入名單，王錱所部才會有資金、軍備方面的支援；他不帶王錱出省，王錱就會淪落為一般的團練主管，生活全靠自理了 。一切的關鍵，在於曾國藩記不記仇。很可惜，咸豐三年，四十三歲的曾國藩，修養還沒到這份上。對於王錱中途投靠其私敵的“叛徒”行為，他不能忘懷，而王錱能征善戰的本領，他卻有意淡忘。 當然，這種洩一己私憤的行為，必將遭受來自官紳各界的質疑，不給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藉口，悍然不顧輿論，一意孤行，那是莽夫手段，曾國藩所不取也。他對王錱約法十條，其中“必不可改者五條”，王錱可以“自為主張者三條”，曾國藩“自辦而不以書告者三條”。我們來逐條審議這十條的內容： “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一、汰選勇丁，合格者訓練兩月以上，方可出征。——粗看問題不大，其實為以下裁減王部，由三千變為兩千，埋下了伏筆。 二、王錱三千人應該劃分成數營，每營由營官一人、幫辦四五人統帶，“不必由足下一手經理”。——這條最要命。按照曾國藩剛剛定下的湘軍營制，每營定員五百，設營官一名。各營官互不統攝，全都直接聽命於曾國藩。曾和各營官之間並不設立統帶數營之“分統”職位，行政架構完全扁平化。若依此辦理，王錱所部則當分為六營，他不過統領一營而已。從方面大帥降格為偏裨小將，勢所必爭；昔日帳下屬員，居然並肩同事，情何以堪？ 三、軍備方面，“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輕出”。——軍械及費用，曾國藩不會按照王錱現有三千人的規模配撥，而只按照二千人的限額制訂預算（見“自為主張者”第二條），超出部分，經費自籌。籌集不及，必然出現“一械未精”的情況，那麼就“不可輕出”了。 四、需僱用船隻，作為隨軍的後勤中心。——關鍵還是在於經費預算。人多，要僱的船也多，超出部分，又得自籌。 五、日常消費，“以船為市”。——此條的意思在於推行集團採購制度，降低行軍成本，控制現金流動。食品和日用品都先期由糧臺採辦，儲備在隨軍倉船。兵勇入營，須用餉銀兌換“吾船之錢”，然後購買“吾船之貨”（頗類似於某些企業之內部銀行、內部商店）。如此，則“銀錢總不外散，而兵勇無米鹽斷缺之患，無數倍昂貴之患”。這是“必不可改者”中唯一不針對王錱的一條。 “不必從僕，聽足下自為屈伸主張者三”： 一、出征陸軍規模限定為十營 ，王錱所部應該縮減為四營。“如足下能設法勸捐，多留一營亦可”。——這條其實是變相的“必不可改者”。劈空落筆，已經汰減了至少五百人，毫無商量餘地。至於大軍齊出，五百人自籌薪水，區別於其他四千五百人，豈不是明顯的“歧視”？ 二、訓練兵勇，在衡陽或在長沙，可以自定。 三、每營、每隊（一般十人為一隊）需要操演陣法。 “自為密辦而不遽以書奉告者二”： 一、“有人願帶五百人隨同遠征，已許之矣”；——故作神秘，無非候補有人，不受要挾之意。 二、詢問是否能自辦僱船、僱水手事宜 。 綜觀以上十條，純乎強硬壓制，其中裁額、降職兩條，尤為蠻橫。裁額與否，自當在全軍進行校閱、考評以後，酌情處理，但以數額限制，豈能服人？王錱統帶三千人，自定軍制在前，曾國藩歸併各營、制訂營制在後，明裡是統一制度，實則無端降職，血性男兒如王璞山者，豈能就範？此後曾國藩修改營制，增設統帶數營之“分統” ，已經證明互不統攝、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構有其不切實際之處；王錱的一人可統數營的營制則一直應用於“老湘營” 和“楚軍” ，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