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煽動“砸爛公檢法”。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楊秀峰等和全國大批公安保衛、檢察、法院的幹部、民警遭到誣陷、迫害。康生、謝富治等在公安部還製造了“羅瑞卿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謝富治和另一名兼職副部長外，其他副部長都被逮捕、關押。副部長徐子榮被迫害致死。
22。 林彪親筆批示“完全同意”“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王力等提出的“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陰謀搞亂軍隊。林彪為了控制軍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製造冤案，誣陷、迫害大批幹部、群眾。黃永勝在總參謀部說：“總參出了不少壞人，有黃克誠、羅瑞卿、張愛萍、王尚榮”等，“他們是不能翻案的，不能翻天的”。林彪提出“徹底砸爛總政閻王殿”。林彪、葉群多次誹謗解放軍總政治部原主任羅榮桓、譚政，製造“羅（瑞卿）、梁（必業）反黨集團”等冤案。黃永勝誣陷總政治部“是幾代招降納叛的地方”。邱會作誣陷總政治部“和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差不多”。總政治部大批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長被誣陷為“篡軍反黨分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袁子欽、王冰等17人被迫害致死。
提起公訴（4）
23。 林彪、江青反革命分子集團透過陳伯達、姚文元，控制宣傳輿論工具，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陳伯達組織編寫和審定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搞亂全國，亂中奪權，製造反革命輿論。張春橋和姚文元指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梁效”、上海的“羅思鼎”、《紅旗》雜誌的“池恆”和中共中央高階黨校的“唐曉文”等寫作班子，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把各級黨政軍領導機關的老幹部誣陷為“資產階級民主派”、“走資派”、“老走資派”，煽動加以迫害。姚文元誣陷南京群眾張貼大標語反對張春橋是“反革命”，並說：“這股反革命逆流，看來有個司令部”，指使魯瑛派人到天安門廣場，蒐集、編寫材料，這些材料經姚文元篡改，把群眾反“四人幫”、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的革命言行誣陷為“發表反革命演說和反革命口號”，是“沒落垂死勢力的掙扎和瘋狂反撲的一種表現”，誣陷群眾是“一小撮壞人”、“反革命分子”。姚文元還主張要“槍斃一批”。姚文元、王洪文指使魯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門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四川、雲南、黑龍江等省，蒐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誣陷他們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還在走的走資派”，“組織還鄉團”，“翻案復辟”。
（二）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
24。 在林彪、江青、康生和謝富治等的指使、策動下，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仁、鄭天翔、萬里、鄧拓等7人和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樂松生等6人全部被分別誣陷為“特務”、“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康生誣陷劉仁和副市長馮基平、崔月犁等“出賣黨政軍核心機密，叛黨叛國”，並批示“對他們不能用一般對犯人的方法對待”，“應將他們拷起來，進行嚴厲的突擊的審訊工作”。劉仁、鄧拓、吳晗、樂松生被迫害致死。
25。 張春橋、姚文元誣陷中共上海市委是“資產階級頑固堡壘”、“黑班子”，誣陷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是一個極其狡猾、極其陰險的反革命兩面派”，“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誣陷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是“叛徒”。在他們的指使、策動下，上海市委書記、市長、副市長和市委常委等17人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
26。 在陳伯達的煽動下，製造了冀東冤案，使冀東地區的黨員幹部、群眾萬餘人遭受誣陷、迫害，張文浩等2955人被迫害致死。
27。 康生當面誣陷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說：“你是個叛徒！”“我憑四十年革命的經驗，有這個敏感”，“你有刻骨的階級仇恨”，捏造趙健民執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的計劃，“想乘‘文化大革命’把邊疆搞亂”。康生、謝富治不準趙健民申辯，由謝富治當場宣佈逮捕趙健民。製造了“趙健民特務案”，這個冤案使雲南大批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萬餘人被迫害致死。
28。 康生等利用挖所謂“內人黨”，在內蒙古誣陷、迫害廣大幹部、群眾，破壞民族團結。康生說：“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開始可能揪得寬點兒，不要怕。”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