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束不大。
1929年“五·一”節前夕的一天，中央軍事部長楊殷因佈置“五·一”示威遊行事宜，遂與滬中區委書記黃某，相約在麗都劇院碰頭。事前，楊殷指定陳賡作掩護。
那天，陳賡身著短裝、頭戴鴨舌帽，坐在劇院靠近出口的後排望風。當天上演的是卓別林的一部滑稽片，觀眾們不時為卓別林幽默詼諧的表演報以鬨堂大笑。
就在這時，租界的幾名巡捕突然包圍了現場。一名巡捕高聲叫道：
“大家不要驚謊！我們奉上峰命令，在這裡搜查開會的###頭目，請大家協助！”
觀眾立時一片混亂，紛紛退場。巡捕們急了，分頭堵在出口。
情急之下，陳賡靈機一動，主動站出來充當“鱉腳”，幫巡捕獨自看守一個出口。楊殷、黃某趁機從陳賡看守的出口溜走了。
這年（1929年）初夏的一天，陳賡在公共租界西藏路與同鄉王老九邂逅。王老九是他少年時代的朋友。久別多年的朋友相聚，自然驚喜萬分。陳賡遂邀王老九上一品香茶樓，把盞敘談往昔的情誼和各自在上海的情況。陳賡只說自己現在恆泰汽車出租公司謀了份差使。王老九告訴陳賡目前暫住大哥家，無固定職業。
王老九敘談中，無意中向陳賡提到一個人，他說：
“這一向，我因無所事事，有時就隨大哥出去拜會一些老鄉。其中有個叫楊度的，也是我們湘鄉人，挺有名氣的，你認識嗎？”
“楊度？”陳賡約略知道一些這個人的情況，但絕沒想到此人與他竟是同鄉，“是不是那個組織籌安會，推舉袁世凱廢民國立洪憲、棄總統做皇帝的人？”
“正是！正是！”王老九臉上像沾了聖人光似地說，“我隨大哥王正奇到過楊度家四五趟，故而對這位大人物有所瞭解，並知道他的許多軼事。”
“我倒沒想到我們窮鄉僻壤的湘鄉出了這麼個大人物。你快說說他的情況。”陳賡感興趣地請求王老九。
王老九遂把自己知道的情況悉數告訴了陳賡。
楊度，原名承瓚，字�NF168�子。他早年留學日本，結識孫中山先生，但志非道異，口出狂言：“我主君憲，若君憲成功，你支援我；你主共和，若共和成功了，我支援你。”歸國後，他為清政府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起草報告，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1907年主編《中國新報》（月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要求清政府召開國會。清帝遜位，他受袁世凱指使參與組織國事共濟會。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他任參政院參政，竭力鼓吹君主立憲，實行帝制。1915年8月，他聯絡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劉燮和等人組織籌安會，籌劃恢復帝制，擁戴袁世凱稱帝，被時人諷稱為“洪憲六君子”。袁世凱死後，他被通緝，避居津門租界。待北洋政府以“時事多艱，人才難得”為由釋出大赦令，他才復出。
“五四”運動前夕，孫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楊度南下謝罪，表示從此追隨孫中山，傾心革命。
1918年秋，楊度在上海經孫中山介紹認識了李大釗。後回北京，與李大釗過從甚密。1 927年4月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後，他曾多方營救。李大釗殉難後，他變賣了在京的房產，冒著生命危險賙濟被難者的遺屬。旋即移居上海，潛心佛學，寫過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虎禪師論佛雜文》。
七、杜月笙的客卿楊度加入中央特…
這時，上海聞人杜月笙聽說楊度為當代通碩大儒，不由萌生了投門生帖的念頭。
楊度之所以接受杜月笙的拜帖，成為杜公館的座上客，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
一者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當初，李大釗被捕後，為籌款營救李大釗，楊度除拿出全部積蓄的幾萬塊大洋外，還將自己在北京的住宅“悅廬”，一座四合院格局的房屋，僅作價四千五百塊大洋賣掉，幾乎全部用在營救李大釗及撫卹烈士遺屬上。他到上海時，孑然一身，只好在白利南路租了一座簡陋的寓所將就住下。迫於生計，最後竟以賣字為生。但他礙於身份和麵子，字幅所開潤格高得嚇人，幾乎無人敢登楊度堂入室買字。結果，一代通碩大儒竟落到了清貧如洗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他還參加了中國革命互濟會的工作。
二者是摯友章士釗的誠邀。章士釗，字行嚴，湖南長沙人，曾擔任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兼###長。因他創辦過《老虎報》，故時人戲稱他為“老虎總長”。後到上海執律師業，名重上海灘。正因此，杜月笙特邀章士釗為其私人律師。章士釗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