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會。我帶著一束紅玫瑰，跟其他年輕的崇拜者一起擠到後臺，並且把花送到了她的手中。奇怪的是，她記住了這個轉瞬即逝的一刻，因此，在利沃夫見到我之後，非常高興。我弄到了第一排的票之後，請她觀看紅軍戰士的業餘文藝演出。這對我而言，這實在是太輕率了。因為，當走近自己的座位時，我們發現旁邊坐的是利沃夫的國家安全首腦謝羅夫。他欠了欠身，用厚顏無恥的嘲笑表示了問候。她略微一點頭，然後，熄燈之後，在我耳邊悄聲說： “有人曾經介紹我認識他……我怕他。” 幕間休息時，跟其他觀眾一樣，我們在近鄰演出大廳的前廳溜達。還沒來得及走兩圈，就見一個身穿內務部隊軍服的年輕軍官走到我們跟前： “抱歉，”他對我說，“謝羅夫將軍請您過去一下。” 我向邦德羅夫斯卡婭－圖斯卡婭道過歉之後，便跟著這位軍官走了。我們穿過一條昏暗的走廊，走進了一間小屋。居中的一張桌子上，擺放著各種飲料和冷盤。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幾個工作人員在圍著桌子吃喝。謝羅夫將軍站在一邊。 “將軍同志，您好！” “您跟夏娃·圖斯卡婭有什麼關係？” 我解釋說，我是兩年前她在基輔巡迴演出時認識的，而現在偶然在難民之中遇見了她。 “這樣的話，您必須立即結束這種交往！”將軍嚴厲地命令說。 “為什麼？” “這不關你的事，並且按照您的軍階不該向我提問題。” 當時，要是他知道，跟他說話的不是海軍上尉，而不過是個普通戰士，他會將我關禁閉的。但我並未退讓： “我不明白，在她困難的時候保持這種老關係有什麼可指責的？” “既然不明白，那我解釋給你聽：我們打算與她合作，所以任何人都不得插手。明白啦？” “明白了，將軍同志。”我回答說，並且感覺到這事將對我不利。 音樂會結束之後，我將歌唱家送回飯店，並答應最近幾天給她打電話。但我並沒有做到。 謝羅夫將軍沒有侷限於僅僅跟我談一次話。次日，我接到了莫斯科首長髮來的密電：停止跟夏娃·邦德羅夫斯卡婭－圖斯卡婭的一切接觸。 我不知道，謝羅夫將軍與夏娃·邦德羅夫斯卡婭－圖斯卡婭“合作”的意圖最終是什麼結果。很快，她被送往基輔，後來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保爾·蘇多普拉托夫在《特殊任務》一書中寫到，謝羅夫跟邦德羅夫斯卡婭－圖斯卡婭有戀情，而貝利亞和赫魯曉夫知道之後，教訓了他一頓。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謝羅夫粗魯地要求我停止與她之間任何交往，也就更可以理解了。 與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合併之後，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部的局勢開始逐步惡化。這跟斯大林加快新領土蘇維埃化的決定有關聯。開始了沒收富農財產，強制集體化，取消私人企業和手工作坊。尤其是，將盧布與金茲羅提等值的做法，對當局居民是個打擊，因為後者的實際價值要高得多。蘇聯的物價比西部各地區高出許多。譬如，手錶在莫斯科的價錢是300－400盧布，而在利沃夫只有三十茲羅提。其他許多商品的價差也大致如此。結果，在短短几周之內，商店裡的東西被一搶而光。我方各個機構的工作人員潮水般湧進新解放區，將莫斯科短缺的東西全部買走。小店鋪和手工業者破了產。很快，所有東西，包括食品的價格飛漲，而當地居民的工資卻停留在原來水平上，並且用茲羅提（波蘭貨幣單位——譯註）支付。 所有這些，很自然地引起了抗議。爆發了大學生示威。不滿情緒主要是經濟性質的。但是，由貝利亞的暴吏謝羅夫將軍負責的國家安全機關，卻將這些基本有理的抗議活動宣佈為反革命、反蘇聯的暗中進攻。接踵而來的逮捕，殘酷迫害參加示威者，驅逐出境等等，使局勢更加緊張。 當時，由於處理與難民有關的各種事情，我數次去過謝羅夫將軍的部門。一般而言，在解放區，我們的國家安全機構都佔用從前屬於憲兵的房子，對於仇恨波蘭特務機構的許多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來說，這一點顯得不祥。顯然，使用這種房子的確比較方便，因為那裡有地下監牢。然而，從政治角度，這當然是不能容忍的，因為這侮辱了當地居民的情感。可是，誰還會想到這些細節！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帕布斯夫人推心置腹的一席話（2）
而且，在謝羅夫的機構裡，我曾經看到過一些被打得渾身是血，大學生制服被撕爛的年輕人。他們在半昏迷狀態中躺在地上。顯然，地下監牢裡已經是人滿為患了。謝羅夫暴政的受害者不斷地從偵查員的辦公室被拖出來扔在走廊上。 1939年9月，人們用鮮花、麵包和鹽，像勝利者一般迎接了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