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這些幹什麼？你可以在家裡中學畢業，上大學，受教育。然後再來這裡工作的。” “可是誰會放我來這兒？這會是惟一的機會。” “你在這兒沒有專業，沒有受過教育，誰會用得著你？他們自己的失業者也夠多的了！” “我想試一試。要麼成功，要麼死了。這比在家裡混日子強多了。你運氣好，你可以到這兒來。我不會有這樣的運氣的。” “可是你想沒有想過媽媽和我？” “想過，所以才回來了……” 我還能說什麼？我們的家庭悲劇，事實上也是這個被打破的世界的悲劇，“冷戰”衝突的產物。由於跟擁有巨大經濟實力的美國進行競爭，我們國內的生活越來越困難。我們老一代的人，經受過艱難的歲月，可以繼續忍受，堅持英國人的說法：“不管對與錯，這是我自己的國家”。但是，甚至我們這些人，也喜歡在野外，在密友的圈子裡，傷心於我們的領導人不關心自己的人民，而只是關心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的子女，甚至孫子輩。我們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人員組成，就是個顯著的例子。當時，條件還不允許我們公開地談論這一切，所以我們只能容忍這些顛倒黑白的事，尤其是身處國外時。 對年輕人而言，這些卻難得多。從學校給他們灌輸的，是應該講真話。可是，他們聽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卻是另外一套。 安德列對於假話和虛偽那一套的反感特別強烈。 有一次，大使館中學的八年級學生要畫一幅畫，反映蘇聯維護和平的鬥爭，安德列畫了蘇聯的坦克在阿富汗，而反映祖國生活的作業，則用了這樣一幅畫：飯桌上是一張《真理報》，報上是一瓶伏特加。 學校的校長，此人每逢革命節日都要寫詩頌揚祖國，順便也頌揚一番多佈雷寧大使，對安德列的畫大為火光，每次都叫我去解釋。我試圖讓孩子明白事理，可勞而無功。 “爸爸，”兒子回答說，“可這是真的呀。在學校教我們要做誠實的人……” 接上列拉之後，我們迅速收拾了必須的物品便很快來到使館區，這裡臨時給了我們一套房子。正如萊斯里·蓋博所警示的，安德列親筆寫的信件當晚便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出來了，第二條早晨則上了《華盛頓郵報》以及美國的其他報紙。不知為什麼，簽名不是“別列什科夫”，而是“別爾什科夫”。我拿報紙給安德列：“仔細看，這是你寫的嗎？” 這次他沒有抵賴。 “那為什麼姓氏寫錯了？” “我發慌了，弄錯了……” “坐下來，好好談一談吧，”我對他說，我明白，一旦對他動粗，他就不再會開口。 我們必須做出某種決定。但是，事先我必須說服安德列放棄留在美國的企圖，並且要他堅決答應跟我們一起回到莫斯科。只有在這之後，我才能向使館領導提出行動計劃。我提出了各種方案，安德列不說話，只是仔細聽著。 “記著，”我警告說，“我們可以體面地解決這事，只有跟你談妥所有的細節，並且只有你信守諾言，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同意。” “太好了！好好想一想，明天我們再談。那現在去睡覺吧。” 我們及時離開了位於切維·切斯的房子。我們的鄰居，“新聞”社的代表告訴我，在底層的大堂裡和走廊裡擠滿了報紙和電視臺的記著，等著我們出來。如果我們在那兒的話，我不得不回答他們的問題，甚至不知道如何從這種局面下脫身。如果美國政府拒絕安德列出境，那麼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想清楚該怎麼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作什麼？我們自己走，留下沒有生活來源、沒有社會經驗的孩子一個人在異國他鄉？或者跟他一起留下來，自己也成為“出國不歸者”？這可是1983年，早在“改革”開始之前。的確，勃烈日涅夫死後，安德羅波夫上臺，國內開始發生某些變化。但舊的教條基本上仍然有效。何況在當時，無論我，還是列拉從心理上沒有做好準備走這一步。此外，我與第一個妻子生的兩個孩子還在莫斯科。我的大兒子謝爾蓋在外交部工作。他會出什麼事？我們在莫斯科有許多朋友。我的書用蘇聯各族的語言，並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出版，我不能不考慮自己的讀者。不，我們當時不能留在美國。如果安德列在美國被扣留，我和列拉，最可能會兩個人回到莫斯科。現在，許多人會認為這種做法太沒有人性，可當時，向許多蘇聯人一樣，我們曾是理論的囚徒。  
永不癒合的傷口（3）
整個晚上，電視新聞節目裡，有關“蘇聯外交官的兒子”寫信給里根總統請求在美國政治避難，以及政府打算滿足申請的新聞作為主要事件不停播出。安德列的照片和信播出時，加上一段背景畫，上面是鐮刀和錘子在追逐一個跑著的男孩。 這起事件中的許多環節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