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想在政界中一舉成名的女人。她磨練出了一種在政治衝突中短兵相接的能力，並被認為是一個死硬的反共分子。
艾森豪威爾選中我，就是因為我也有這兩種特有的品質。要是當時她被選中，那麼本書就寫不成了，而且她還會在重要的演出中出常在1952年，克萊爾·布思·盧斯就有遠見。但我相信，在本世紀結束之前，我們可能會選舉一位婦女擔任副總統，甚至擔任總統。
乍看起來，似乎令人感到驚奇，這個時期這麼多偉大領導人的年紀都那麼大，但細想一下，並不奇怪。許多人都經歷了“在野”的時期。他們在那一段時期中所獲得的洞察力和智慧，以及他們從“在野”局面殺回來時所積聚的力量，是他們日後令人敬佩的重要原因。邱吉爾、戴高樂和阿登納都是在我們認為正常退休年齡後，作出了最偉大的貢獻。在戰時，邱吉爾開始領導英國時，已六十六歲；戴高樂建立第五共和國時六十六歲，阿登納執政，擔任總理時七十三歲。戴高樂七十八歲時仍是總統，邱吉爾八十歲時還是首相，阿登納八十七歲時仍然是總理。
二十世紀經歷了一場醫學革命，我們的壽命更長了，我們活得更健康了。但除此之外，鞭策偉大的領導人前進的那股幹勁和耐力往往使他比那些平靜地退休的人活得更長久。我們老了，因為我們聽從自己老下去。因為認輸、退縮、或安於懶散狀態，我們變老了。那些邱吉爾、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臨終時的守護人，仍然記得，即使在失去知覺後的長時間裡，他們的軀體還是那麼頑強地不願屈服。偉大的領導遵從自己的規律，他們不是那種向歲月低頭和屈從的人。
一位領導人有時必須團結他的人民，去從事艱難困苦的事業。正象邱吉爾在給英國人民帶來“鮮血、窮苦、眼淚和汗水”時那樣。更為經常的是，他必須贏得人們支援一種尚不深得人心的思想，或者戰勝一股強大的知識分子趕時髦的潮流。
哲學家——神學家米歇爾·諾瓦克曾說過，今天“在這個有著迅速的普遍龐大的宣傳工具的世界上，力量的平衡已經改變。
各種思想總是現實的一部分，在今天，它比現實的力量要大得多。那個靠提出思想和信條謀生的人構成的階層，看來既不是自已非常迷戀於虛假和荒謬，又奇怪地披允許把這一切強加給不幸的個人”。領導人最艱苦的戰鬥往往不是反對其他政治運動的領導人，而是反對那些膚淺的、有破壞性的思想。這些思想充斥於廣播，使最聰明的人喪失理智，使公開的講話黯然失色。
今天，電視已改變了那種訓練國家領導的方式，也使那些有希望被選為領導的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亞伯拉罕·林肯，他長相難看，嗓子很尖，是絕不會在電視裡獲得成功的。他演講時，總愛穿插一些冗長而又不連貫的軼事，這種風格在電視中也不吃香。今天鼓勵的是簡潔生動單刀直入的講話，而不是冗長的說教式的比喻。
電視大大縮短了公眾注意的時間間隔，它也改變了人們觀察事物和事件的方法。象一劑改變頭腦的藥一樣（從實際意義上來說它就是一種藥），它歪曲了人們對現實的認識。我們在螢幕上看到的短小精悍的戲劇性事件——不管是作為娛樂，作為“新聞”，或以調查的名義取悅人的部分雜誌版式——都不是生活的鏡子。它們是歪曲事物的鏡子。實際生活中的事件很少有這樣利落的開端、中間和結尾，也不這樣明顯區分好人和壞人。領導人花費幾周時間揮汗作出的決定，到評論員手裡，只消嘴巴一動，例行公事，二十多秒鐘就完事了。
在電視時代，成名有了全新的天地。一位電視演員應邀就醫學問題對參議院委員會提出意見，因為他曾在受人歡迎的每週節目中扮演過醫生。另一位曾塑造過編輯形象的演員，曾被請到新聞學校作專題報告。事實和幻想之間的界線已混淆得難以辨認，公眾卻越來越接受這種似是而非的東西。
電視是家庭裡的好萊塢。它是一個幻想之國。人們越是習慣於透過電視螢幕觀看世界，他們心目中就越多地裝滿幻想世界的形象。
有人爭辯說，電視最糟糕之處是它那種無孔不入的左翼偏見。另外的人又說，最糟糕的是它使大事件庸俗化，熱中於暴露醜聞，它不願或不能上演那些沉悶單調或錯綜複雜的節目，或從趣味出發從公開的問題中生髮出新聞來。所有這一切都可悲地助長了電視對公眾辯論的歪曲。
在電視時代，民主國家在同極權主義敵人的鬥爭中，能否生存下來，可能仍然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電視硬把各種事件納入家庭瑣事連續劇的模式，在這樣做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