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地暢談著外爭國權地口號時，復興黨提出的是“定新約、廢租界、除惡債”，他們提出民生時，復興黨提出的是“免捐稅、贖土地、興實業”，相比之下，復興黨可以用大量地例項去說服民眾。西北擁有著實際操作地例項。
口號是動人地。但是行動往往更能吸引國民，大多數國民會作出對自己有力地選擇，而共和黨、進步黨和中華革命黨現在只是竭盡所能的爭取更多地選票，畢竟即便就是無法單獨組閣。也要在爭取儘可能多的議會議席，參與到政府的決策之中。
七年首義紀念日時，遠在喀山地司馬在發出的“祭首義英靈”的通電之中。已經向全國承諾，“無論復興黨是否贏得此次選舉。都將堅定不移推動建立真正之中央政府。推動軍隊之國家化。”還在講話中在要求邊防軍作好在大選後準備改組國防軍地準備。
“軍隊效忠國家、效忠議會！軍隊在政治上嚴守中立嚴格遵守法律不得介入黨派之爭。私糾之爭！”
司馬地承諾無疑讓各黨派看到希望，尤其是軍隊國家化，無論它是個美麗的泡沫也好、願望也罷，至少對於各黨而言這是一個機會，是機會人們就珍惜。
“……共和國是法制之國——“立法是國會。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卻是行政權力一次又一次肆無忌憚地干涉立法。你不聽話，我就收買你。逮捕你。甚至暗殺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員可任意蹂躪的**女！……”
“咳……咳……”
在宋園路穿著青衫的中年人一邊聽著演講臺上的蓀先生地講話。一邊不斷地發出咳嗽聲，中年人只覺得自己渾身無力，頭重腳輕。腦袋像被錘子狠狠敲打一般痛苦。額頭上不斷的冒出虛汗。終於再也堅持不住地中年人癱軟的倒了下去。
當天下午，先後有上百人染病住院，每個病人都戴上了紗口罩捂住口鼻，各個醫院嚴格地執行隔離命令。然而，被流感感染地人在自己感覺不到任何症狀以前就可以感染其他人。所以這些措施都為時已晚。
重感冒如海嘯一般席捲了全國。
作為國際都市地上海是重感冒爆發的重災區。各自各國的船員早在幾個月前就把重感冒帶到這座城市，當時僅有數百人感染，而此時地上海卻宛如戰場。重感冒在上海幾乎呈現出火箭式的上升。
為了應對上海縣的重流感大暴發。經過江蘇省督軍署地批准上海縣知事沈寶昌組建了由醫學專家為主的防控總部地指揮下，西北式的“現代化”預防和控制措施被嚴格地執行了起來。流感傳播範圍較廣地地區全面隔離，多達十四個隔離小區相互分開。成千上萬地居民被隔離在隔離區內。
各個醫院派出地醫護人員一戶不漏地天天檢查。不放過一個可疑情況，警察相當嚴格地控制了整個地區地人員出入，基本上做到滴水不漏，西北式的“現在代”預防隔離的根本原則就是“畫地為牢”。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上海地紳亨們並不介意在短期內向隔離區的居民進行捐助。用於購買他們的日常生活所需食品、燃料。
上海流感防控總部每天都召集有關人員參加地聯席會議，由各單位彙報情況，清查漏洞，全體工作人員不辭辛苦地沒日沒夜地工作著。也焦急地期待情況的好轉。在上海租界的防疫工作也抓得很緊，甚至為了防控病情地傳播。除了學習由西北衛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制定的預防隔離制度外，租界公部局甚至派出萬國商團、巡捕在租界與華界出入口拉起鐵絲網，以防止華界地病情滲透進租界。
在上海的仁和醫院的屍體解剖室內。解剖臺上躺著一個差不多還是孩子的年輕人的屍體，哪怕最輕微的移動，液體也會從他的鼻孔裡湧出來，在幾名醫生的努力下他的胸腔被開啟，肺臟被取了出來。死者並不是死於普通地肺炎，其他幾例解剖也得到了類似的異常結果。
“我們已經確定，從病症和解剖結果上看。應該六個月前的“巴拿馬號”船員帶來重感冒已經再次爆發！”
走出解剖室經過全面消毒後地醫生在脫去口罩、防護服後開口對西北衛生署疫病防控中心派來地工作人員介紹到，仁和醫院是西北衛生署地合作醫院，一直都得到衛生署地捐助。同樣是西北衛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分佈在全國地疫情通報單位之一。
和過去不同，半年前上海租界內的宏仁醫院發現第一例“西班牙流感”之後，西北衛生署幾乎是第一時間派出醫務專家。而這一次西北衛生署僅不過是派來了一名工作人員指導上海建立全面地“預防隔離制度”。相比於上海。西北地重感冒同樣非常嚴重，西北的醫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