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性，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生，使形神相親，表裡俱濟也”，當後來的嵇康在《養生論》中這樣論說“形神”時，政治角度的人才考察就已是完全無關輕重，如何保持生命狀態的和暢自如才是士人注意的重心。
而且，不僅僅是從政治實用的考慮到人的生命狀態的關注這樣一種轉進，在對政治實用超越的同時，也就自然地萌生著對人的生命狀態、精神狀態的審美意識。在士林中，在當時名士們的交往中，越來越注意並強調的是人的精神自由，以及由這種精神自由所帶來的整個人生命狀態的曠達、瀟灑、飄逸的美的意味。這種由政治實用到人的生命本體，又發展出審美的超越轉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魏晉名士一般被判分為三個時期。《世說新語·文學》“袁彥伯作《名士傳》成”條的注云：“（袁）宏以夏候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何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浚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期名士。”正始名士尚是多取政治倫理的角度來品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