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為了國事。我素知子明與他人不同，凡事都是以國家為先的。平定西南夷之亂，是迫在眉睫之事，還望子明以國家為念，以益州軍民為念！朝廷中有一等人，自居‘君子’，卻為了意氣之爭，或為明哲保身，而坐視國帑空耗，局勢敗壞，此輩夜半捫心自問，寧不有愧？似這般人，能稱‘君子’否？某雖不材，但每念及不能輔佐聖天子致太平盛世，常坐立不安，恐有傷聖天子之明，失天下之望。子明素稱賢者，還望不要再推辭。不管益州路現在究竟如何，速擇良將，打上幾個勝仗，對國家皆有百利而無一害。吾輩既為朝廷公卿，受皇上重恩，當此主憂臣辱之時，應當先放下爭議，不計個人榮辱，以國事為先。”
他言語切切，話中一片為國之心，令人聞之動容。石越雖然知道呂惠卿在位，熙寧歸化便無法糾正，以他生事邀功的天性，國家亦無法休養生息。於公於私，他都一定要將呂惠卿趕出政事堂。但是呂惠卿既然開出了幫助赦免唐康的價碼，他亦不能不考慮做出一定的妥協。益州的局勢究竟到了什麼地步，他也無法準確知道，畢竟從益州到汴京，有十幾天的時間差，各種資訊真假攙雜，又不完全，如果再這麼拖下去，風險也是極大的——萬一突然矛盾爆發，到時候就真的悔之無及。儘快取得對西南夷的軍事勝利，從短期來看，的確可以穩定益州局勢；另外，石越也有私心，他想借機來左右益州經略使的任命。而且唐康的案子，若呂惠卿真要從中作梗，他畢竟還是宰相，結果如何，也難以預料。唐康倒最多隻是吃幾年苦，但田烈武、李渾，就有性命之憂。李渾倒也罷了，石越與他素不相識，最多也就只是感到惋惜；但田烈武，石越卻不能眼睜睜見死不救……
但是，這種妥協，也可能給呂惠卿以喘息之機，甚至讓宋朝在改土歸流上越陷越深……權衡種種利弊得失，石越一時間竟然也無法決斷。
沉吟半晌，石越方說道：“相公憂國之心，令人感佩。益州經略使，在下亦以為應當早定。兵機貴速，久拖不決，非用兵之利。然官兵屢戰屢敗，當此之時，皇上、樞府於選將調兵，加倍謹慎，亦是為了萬全。”說罷，他頓了頓，忽然問道：“相公可知道樞府都推薦過哪些大臣？”
“皆是重臣宿將。”呂惠卿苦笑道：“益州之兵，五花八門，不用重臣宿將，怕節制不住。剛剛才有渭南兵變之事……只不知為何，竟無一人合聖意者。”
“相公，益州的確既有河朔兵，又有西軍，又有東南禁軍、廂軍、土兵，但對善用兵者，沒什麼節制不了的。韓信能驅市人作戰，章邯以刑徒大敗項梁，此二人，誰曾管他的兵來自何處？樞府因官軍一敗再敗，又碰上渭南兵變，滿心想的都是謹慎。但如今要想在西南打勝仗，便只能依賴西軍，舍此別無他途。什麼河朔軍、東南禁軍、廂軍、土兵，竊以為都不必管他。從西軍抽調精銳，從西軍擇選良將，便是這兩條章程。”
“子明之言，正合吾意。”呂惠卿不由得擊掌笑道。
“西南夷所居之地，是群山綿延之所，其與洞蠻、溪蠻還不同，有許多種落，素來不事耕種，而喜畜牧，是以又有騎兵。要破西南夷，一定要用騎兵，但河朔騎兵卻不堪使用，要用山地騎兵。這是狄武襄公賴以破儂智高者。”
“山地騎兵？”呂惠卿亦是飽學之士，智力過人，沉吟一會，便恍然大悟，連連點頭，讚道：“子明高見。”
“國朝馬軍，自李繼遷叛亂之後，便日漸衰落，如今雖然重建，但漢人操練馬軍，在平原大地馳騁作戰，以今日之禁軍，便是契丹精銳，亦與其一較高下。我軍馬術雖然略遜，然紀律嚴明，馬軍之骨幹，都是西軍久戰健兒，或蕃騎中驍勇之士，如今又添了許多西夏降將，國朝騎軍之盛，莫過於今日。然要在西南與叛夷作戰，卻如同一個從未坐過船的勇士在驚濤駭浪之中，於一葉小舟上，與一善習水性之人搏鬥。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鮮有不敗者。兼北人不習水土，未戰已先損耗三停。”石越侃侃而談，說得呂惠卿頻頻點頭。當年以盛唐之強盛，幾十萬唐軍還葬身於西南，若這還可以說是將領無能的話——另一個時空中，以忽必烈之英武，蒙古騎兵之驍勇，還有許多蕃部望風而降，爭為前鋒嚮導，十萬大軍遠征大理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雖然成功，但最後活下來的蒙軍卻不過二萬餘人，更有數十萬匹戰馬死於此役——西南之地利的厲害，石越又豈敢有絲毫的掉以輕心？西南夷雖然比不得南詔、大理，但宋軍投入的力量，卻也絕對不如唐軍、蒙軍。更何況，宋軍絕對經受不起唐軍、蒙軍那樣的損失，巨大的損失曾經迫使忽必烈一改蒙軍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