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這裡面除了紙簍沒別的，打掃衛生等拉完再說，把我當成保潔員了。我雖萬分急迫，但又不能說是拿考試的答案，萬一裡面蹲的是個積極分子，正愁找不著壞人壞事作鬥爭，我這麼做就等於送上門找死，或者他是個落後分子，為了撤銷身上的處分，一直想做件好人好事，現在機會來了，再或者他是名人民教師，課上到一半因為憋不住就跑了出來，我要那麼說的話等於撞槍口上了。所以我只好耐心等他完事兒，再悄無聲息地把想要的東西拿走，做得人不知鬼不覺。
但這次運氣太不好了，裡面那人正好沒帶紙，估計他知道不可能有人給自己雪中送炭了，不得不做出從紙簍裡找張乾淨一點兒的湊合用的決定，卻突然發現門後粘著一張紙。我在廁所外痛心疾首地聽到裡面說了一句：“太好了，這兒有紙。”然後是把紙張展開的聲音，他又說了一句“好像是答案”，聽到這裡，我趕忙衝了過去，但還沒跑到跟前就已聽到沖水的聲音。門這時候開了，那人走了出來。幸好他習慣不好，把紙扔在坑裡沖走了，否則說不定我會飢不擇食，不管被他擦成什麼樣，也要堅決從紙簍裡撿出來，如獲珍寶般把它掖進衣服裡帶回考場，並伺機掏出來抄寫，若被老師發現則不計後果地塞進嘴裡吃掉，更萬幸的是，紙沒有在坑裡堵住，否則很難說我會不會做出下手把它撈出來的決定，和考試不及格比起來，這點兒困難算不了什麼。如果每門功課都要透過如此考驗才能及格的話，我寧願多經歷幾次，多虧像政治、體育這樣課程的考試，我能憑藉自己的實力透過。後來我想了想那張紙的去向，看看錶還有半個小時考試就結束了，便沒有麻煩學校後勤的老師說我錢包掉進去了請他們幫忙打撈，而是趕緊回宿舍去找張超凡，讓他回到我的座位上替我考試，反正監考老師對我們不熟，也不會再檢查學生證了。可張超凡去操場打球了，我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到了操場找到他，他以為我也交卷了，還把球傳給我，我運了兩下，過了兩個人，上籃得分後，才跟他說了回去考試的事情，並以兩個雞腿為代價，終於說動他換上我的衣服回到教室。聽他考完回來說，監考老師說他：“這泡屎可夠長的，拉哪兒去了。”
隨著科技的發展，畢業前我們有了手機，答案可以透過簡訊，現場直播、群發群收。張超凡多次扮演了衛星的角色，發出訊號，被眾人像千家萬戶的電視機一樣接收到。如果傳遞大題的答案，會做的人就交了卷出去，給裡面的人打電話。那時候我頭髮長，遮住了耳朵和脖子，戴著耳機老師也看不出來，接通後我不說話，對方念答案，他說我寫。一次念得太快，我一著急，說了一句：“慢點兒！”恰巧此時老師溜達上講臺，絆了一個趔趄，讓我的這句話給感動了，雙眼飽含淚花，衝我抱以無限感激的一笑（該老師是個年輕女性，長得不好看
，平時有點兒自卑，理解她的人不多）。我低著頭奮筆疾書，沒時間細細品味這微笑裡的其他含義，忘了再回應老師一句：“不客氣。”
用這種方式作弊的代價就是，每到學期末都要向家裡多要一百塊錢生活費，好給手機充值，不過這項花費還是值得的，因為補考報名費和上補考班的開銷遠不止這些，作為一個本科生，這筆賬還是算得過來的，經過大學這幾年的鍛鍊，我們都有了經濟頭腦，所以很多人儘管沒學過經濟管理，畢業後還是在公司裡管起了賬。
不光要給手機充好值，還得多準備幾塊電池，一次為了一道冗長的程式設計題我把手機打沒電了，多虧旁邊同學的手機和我的一個型號，趁他向另一側同學的試卷張望的時候，我把他的電池換在自己的手機上，將沒電的電池安在他的手機上，然後放回原處，他居然絲毫沒有察覺，腦袋一直盯著另一側看，估計正在抄大題。
學校為了杜絕作弊現象，考試期間在各個險要路口張貼海報，倡導“嚴肅整頓考風考紀，徹底清除考試作弊之風”，每當看到這條標語，再次作弊的時候我便有了心理障礙，無法施展全身解數，分數隨之下跌。為了下次作弊能問心無愧，全力以赴，在一個月亮被烏雲遮住的夜晚，我和楊陽把全校每條標語中的“作弊”兩字都抹掉了。第二天，全校學生無不人人稱讚。
進入21世紀後，出現了竊聽器，可惜我們畢業了，如果搞來一個放在老師辦公室，就能知道他們開會討論出什麼題了，可以信心十足、滿腹答案地走進考場，手機費省下來夠喝一頓大酒了。聽說近來還出現了黃豆大小的耳機，可以放到耳朵眼兒裡，老師根本看不出來，總不能進考場前把每個學生的耳朵都掏一遍吧，即使發現了，學生也可以解釋說：不過是一塊耳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