礎上展現了美與醜的鬥爭、崇高與卑下的對比，由此發掘和表現主人公迫求自由的精神和美好靈魂，從而把卡門塑造成一個追求人生自由的“惡之花朵”。
士兵唐·何塞是一個破落貴族出身的浮浪子弟，他忠於職守，循規蹈矩，習慣於按世俗法規思考和行動，只是由於對卡門美貌的迷戀而被迫改變生活軌跡、捲入和順應了那種不受束縛的“自在”生活的。然而一旦他背叛了自己的社會，他就開始後悔，他悔恨自己成了“壞蛋”，辱沒了軍人的旗幟而當了逃兵。犯了死罪。葬送了升官發財的前途。
他覺得既然為卡門已經失去了他所擁有的一切，卡門就應該完全屬於他。於是，完全被一種瘋狂的佔有慾所支配著的唐·何塞，對卡門表現出日益嚴重的自私與霸道。他要求卡門完全聽從他的擺佈，放棄那他認為放蕩不羈的生活，把卡門看成私有財產，要求卡門對他只能順從、依附和恭敬。
卡門不屈服於唐·何塞的威逼利誘，為了追求自己的獨立和自由，為了忠於自己的個性和理想，最後被唐·何塞殺害。她的死在某種意義上，有種濃烈的悲壯色彩。
最後，梅里美是用這樣一個結尾為卡門這個藝術形象補上了完美的一筆：唐·何塞則是作者借卡門之口進行了一番嘲諷之後，讓他死得很可悲——殺了自己最愛的人，而後一無所有地死在官府的絞刑架上。讓他對他所背叛的自己的社會做了一個交待，他的死被他的社會所不恥，被卡門一族所唾棄。無論是對於他所曾經屬於過的哪一方，他都是個受人嘲的“廢物”。
梅里美詮釋的主題在此得到了最後的極致昇華：卡門為了報恩，可以毫不在意地獻出貞操；為了騙錢，可以絕不猶豫地出賣色相。這顯然是為道德、倫理所不容的。但梅里美卻並沒有任何批判她的意味，作者真正的用意正是透過卡門的不貞之舉來指示她身上的那種道德的真誠和“人性”的返樸歸真，用那種野蠻形式來表現生命的強力和自我意識。在更深層次上，卡門的不貞絕不同於資本主義文明社會的淫蕩，她並不是那種掩飾自然天性的虛偽的“明知故犯”，而是一種出自自然天性的純真。真正體現了這樣一個道德景象，即文明的發展所帶來的道德律的日趨苛細，必然會構成對“人性”更強的束縛。而要擺脫這種束縛，就要以道德律的廢弛作代價。真正“合乎道德”的行為，應該是打破舊的道德秩序，充分維護個性尊嚴和白我意識的。所以，當法律已成為肋封為虐的工具時，梅里美便為唐何塞和卡門安排了兩種不同的結局。
閱讀小說《卡門》時，平果特別欣賞梅里美採取了那個時代並不常見的視點敘事，所謂的內聚焦敘事。它分為兩個敘述層，由兩個人物來承擔敘述者的任務。兩種敘述使故事呈現出不同色調，從而使故事具有了雙層母題。當讀者透過唐·何塞的眼睛去看卡門，得到的是一種無法把握住愛情的感想，這似乎也是人生意義的一種象徵；當讀者細聽那位業餘歷史學家的講述，卻又看到了一出兩種文化衝突中一位吉普賽女郎和一位貴族後裔之間的悲劇。
其間的這種奇特的張力，完全吻合於梅里美時代的特徵：理智與激情的極致對立。
梅里美是平果熱愛的法國作家。總是能在震懾人心的時，喚醒人類內在的沉淪。人都渴望著人性的自由與張揚，一方面人類的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秩序需要法律道德來維護，另一方面文明人一味剋制慾望尋求精神和靈魂的超越，根本上又遏制了生命，產生無數的痛苦，如何使社會更富人性化更具創造力？梅里美不加粉飾地表現各個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度的習俗和道德，顯然力圖在現代文明和民間道德、蠻族倫理中尋找一個平衡點，以異質文化的加入來啟用穩定然而平庸的文明。
這就是梅里美小說的浪漫主義特色中，對吉普賽人以及神秘奇特事物和特殊性格的偏愛。就好比梅里美在評價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時說：“誰也不如這位偉大的俄國小說家那樣，善於讓心靈掠過朦朧的陌生事物引起戰慄，並在奇異故事的半明半暗中讓人看到不安的，不穩定的，咄咄逼人的事物組成的整個世界。”
正因此，平果熱愛梅里美小說中所具有那種浪漫主義的神秘之美，也喜愛梅里美所含蓄表達的對吉普賽人邊緣式的生存方式的批判。也認為占卜、偷竊、搶劫，這些與文明道德相沖突的行為，顯然決定了他們在漂泊生活中，難以徹底享受自由、幸福。當然，平果也認為流浪民族吉普賽人的這些行為選擇，也與歐洲中心文化對他們的歧視和欺壓有關的。
只是現在，真的可以判斷是吉普賽人所為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