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位明教教主發明了“八股取士”。草根大王當上了這個斯文國度的教主，就給自鳴清高的文人士子們打製了一雙小鞋——“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我們這位明教教主改革科舉制度，是狠狠的“與時俱進”一把，可謂是摧殘文化的點睛之筆。客觀而言隋唐科舉考試製度是中華文化史的一項進步發明，唐宋以來是重考經書背誦理解和詩賦、時務策的寫作，對文學水平和治國治民的見解要求較高；而明教教主起身於草根，知識有限，讀不懂文人士子“柳暗花明又一村”式“捲舌舌、繞腸腸、搖頭頭”的文章，所以要簡化考試程式，採取“八股取士”。
這個怎麼樣的“行政作為”，可以打個比方說明：為貫徹落實明教教主的“科學發展觀”，國家教委對孔家店進行嚴查，開展專項整治。最後，規定了經營範圍：朱熹的《四書集註》；規定了經營程式：八段式，依格式填寫。
這種取士的制度只許鸚鵡學舌，禁錮掉自己的思想，閉眼去追思古人的話。其結果自然是培養一批奴才，只會大喊：“教主英明神武，千秋萬代，一統江湖！”不過，文人士子仰教主之鼻息已久，為了能站在朝堂之上，即使再小的鞋也穿得合腳，而且還能翩翩起舞。所以，明朝的文人士子樂此不疲的做起“書呆子”來，依然走“學而優則仕”的老路子。
再次，明教教主創造了體罰教徒的“文字獄”。明教教主喜歡玩“躲貓貓”的遊戲，體罰一下教徒，耍耍淫威，動動屠刀。他或望文生義，或因文義而引伸，對一些字詞，尤其是涉及到他的不光彩的過去的字像“僧”、“光”、“賊”等，從意義或形聲上加以曲解，構成對作者的誅殺之罪。只要是上述字的同音字，都認為是通假字，居心叵測罪不容誅。
所謂“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合該文人士子倒黴，誰叫你們做了奴才還要急著獻媚，結果腦袋紛紛與身體說“拜拜”：
浙江教育廳廳長林元亮為海門衛長官作《謝增俸表》，內有“作則垂憲”（“則”與“賊”音近而附會，下附同）之句，結果被教主大人革掉了反動的腦袋。
杭州教育局局長徐一夔說“為世作則”，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結果腦袋被教主大人當蔥拔了去；
北平教育局局長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賀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之句，結果腦袋輕輕的揮別了身體，留下一灘淡淡的血跡；
桂林教育局局長蔣質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賀表》，內有“建中作則”，結果請來了一家叫“搬腦袋”的搬家公司；
常州教育局局長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生”附會為“僧”），結果腦袋造起身體的反，落下一個碗大的血疤；
灃州教育局局長孟清為本州作《賀冬節表》，內有“聖德作則”（“則”附會為“賊”，“聖”附會為“僧”），結果腦袋和身體竟然玩起拔河比賽；
陳州教育局副局長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賀表》，內有“壽域千秋”（“壽”與“獸”音近，“域”疑被誤讀為“或”，與“禍”音近），其實是說“人人得盡天年的太平盛世，皇帝千秋萬代”，結果教主大人沒有這麼高的文化水平，不恥下問，上門來借周局長的腦袋用用；
更離奇的是，說“體乾法坤”中的“法坤”是暗示“發髡”，禿子就是和尚，用心陰毒，是汙衊教主大人在寺廟裡掛過單，殺！說“拜望青門”就是站在和尚廟門口發呆，殺！“遙瞻帝扉（非）”不是恭敬地瞻仰皇宮大門，而是看熱鬧，八卦皇帝的是非，殺！“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盜”，殺！殺！殺！
……
最可憐的莫過於大才子高啟，無非是給蘇州知府魏觀寫個上梁文，討杯薄酒喝喝，一不小心寫下“龍蹯虎踞”四個字，成為現行反革命，結果被教主大人腰斬棄市。腰斬本就是攔腰砍斷，卸成二塊罷了，而教主大人哪肯讓反革命分子這麼好死，下道聖旨要求將高啟同學卸成八塊。有野史說，卸成八塊的高啟竟一時死不了，手醮自己的鮮血，連寫三個“慘”字。的確很慘。其他輔佐過教主大人的劉基、宋廉等柱國能臣，也是文人士子出身，也惶惶不得終日，難以善終。
剛猛治國的元璋教主，令天下士子苟延殘喘，不敢有自己的聲音。從此，中華文化更無大的思想家、文學家。
滿清竊得大明江山，這又是一次文化落後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進的民族，而取得統治權。“建奴辮子”根本沒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科學發展觀”，所以繼續沿用明朝的路線方針，將“八股取士”發展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