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也因此而飛揚跋扈起來，居然以閻錫山的繼承人自居，引起軍人內部的傾軋，尤其是被排斥在鐵軍組織外的一些高階將領，極為不滿，彼此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
閻錫山為了調和內部矛盾，便將楊愛源、孫楚、趙承綬、楚溪春、郭宗汾、彭毓斌、楊澄源等人，吸收到鐵血團之內，並稱之為“特團”，作為鐵軍的領導機構，以楊愛源為主任特委，其餘人為特委，分擔一些有名無實的工作，“三三鐵血團”實際上仍由王靖國把持。因為與“特團”並存的機構是作為鐵軍組織公開的最高機關——“整軍委員會”（1943年改為建軍委員會，並把“二十八宿”稱作督建委員），由楊愛源、孫楚、趙承綬等人兼主任委員，但王靖國始終任辦公室主任，一直把握著鐵軍組織。
三、扶舊抑新（1）
組織“同志會”
太原失陷後，山西的抗戰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軍事上，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結束，以八路軍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一步展開；政治上，閻錫山的舊政權逐漸縮小，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眾運動日益壯大。看到這些，閻錫山並不是十分高興的。
1938年2月10日，閻錫山在臨汾西南溫泉村召集軍政民高階幹部，舉行“第二戰區抗戰工作檢討會議”，即“臨汾會議”。會議按照閻錫山提出的“認識上適合需要，行動上把握現實且推動現實”的主要精神，作出了“抗戰工作總決議案”。
該決議案規定，凡山西的政治工作人員應將認識統一到以下三個方面：實行由抗戰到復興的民族革命；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組織責任心。決議案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又規定了各項工作中的統一步驟：（一）健全*集中的政治機構，發揮廉潔的責任的政治效能；（二）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武裝民眾；（三）實施民族革命教育；（四）實行戰時經濟政策；（五）實行合理負擔，改善人民生活；（六）剷除漢奸並發動爭取不做漢奸運動；（七）發動人民戰時服務，以促進軍民合作；（八）發展公營事業，推行物產證券。
從決議案的主要內容來看，應當說閻錫山的抗戰態度並未改變，但是，這其中已經埋下了只能意會的目的，他力圖要使山西抗戰按照他所設想的方向發展。
當時，鑑於軍政摩擦、新舊派之間的矛盾，閻錫山採取兩種措施。首先是予以協調；其次是計劃成立一個新的組織來實現新的統一。
閻在會議總結髮言中說：“過去我們表現著‘不夠’和‘不一’的兩種病態：認識不夠，領導不夠，工作不夠，更加上認識不一，組織不一；不夠已經減低工作效率；不一更加分散革命力量，能糾正舊錯誤更建立新作風，使不一成為一，不夠成為夠，必能結成洋灰鋼筋的團結，擔負起民族革命的偉大使命！”
閻錫山還認為其舊軍“不認識需要”，新軍又“把握不著現實”，因此要“一方面打破‘安常守故’‘維持現狀’的錯誤觀念，一方面糾正‘脫離現實，操切操進’的幼稚行動”。為此，他決定成立一個新的組織機構，作為統一領導第二戰區軍政民各部門工作的集中組織，這樣，既可將新舊兩派統一於一個組織之內，以便協調矛盾，又可從組織上扶舊抑新。
於是，在閻錫山的授意下，由參加會議的軍政民高階幹部108人簽名發起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簡稱“同志會”）。閻錫山親自為該會擬定了公約9條，由其秘書楊思誠用毛筆楷書抄在閻稱之為“萬金賬”的厚麻紙本上。公約如下：
一、民族革命之目的，在爭取抗戰之勝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復興。
二、本會同志，應努力於抗戰之種種工作，以求抗戰之勝利；努力於迎頭趕上之種種工作，以求民族之復興。
三、本會同志之集合，在集體努力，集體監察，集體制裁，以加強工作效率，使一切政治軍事突飛猛進。
四、本會會員，須有充分組織責任心，以促成各種職務責任心之圓滿表現。
五、本會紀律，絕對實行煙、賭、贓的自治禁絕，與放棄組織責任心的嚴厲自裁（1942年在克難坡又增加了一個欺，即煙、賭、贓、欺）。
六、本會採*集中制，其幹部組織分為兩級：幹部委員20人至30人，高階幹部委員9人至13人。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三、扶舊抑新（2）
七、本會會員入會，須有會員一人之介紹，經審查透過後，填具志願書，其介紹人須絕對負被介紹人遵守本會紀律之責。
八、本會發起人為當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