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六十年代已是四代同堂有近百人的大家子了。
⒈新中國第一面國旗是我爸騎車找制旗社做的（3）
我爸是1935年在馬來亞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的，曾任新加坡共產黨的市委委員。在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指導下，馬共在當地華僑抗敵後援會內組織了援八援四委員會（即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我爸被任命為委員會的副主任。1940年他和幾位馬共的領導人，因為在新加坡領導工人運動和組織群眾募捐支援祖國抗日救國的活動被殖民當局驅逐出境（那時候英國殖民當局還不敢得罪日本軍國主義）。
在香港，他們經###在當地的負責人廖承志和連貫的安排，長途跋涉經過粵北、桂林、貴陽來到重慶。一路上我爸還受組織委託帶著彭湃烈士年幼的兒子彭士祿，他們至今仍以兄弟相稱。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副主席親自接見了我爸。在談話中，他還建議我爸，“為了安全”起見，把彭海涵的名字改為彭光涵。我爸他們一行人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時候，去延安的路已經被國民黨的軍隊封鎖了。於是，他們又幾經周折去了太行山的八路軍總部，由彭德懷副總司令安排他們到太行山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時候，班裡的學員大都是老紅軍、老幹部，幾乎都是身經百戰的老戰士。上課之後要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