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男女老少幾乎都來了。開完追悼會，男同學們爭先恐後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隊的小山上，上山時，有同學把我換下來，我回頭一看，送葬的隊伍約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時地在抹眼淚。
掩埋了凌瑜，舉行完儀式以後，已是中午時分。人們散去的時候，軍代表宋天明叫我們北京知青留下。他講了許多話，我只記得他說：“過去的事誰也不要再提了，誰提誰負責……”
時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過去的事寫出來，已沒有什麼責任好負了。
“瘦是瘦，有肌肉，虛是虛，有幹筋兒”
1969年下半年，陸續從北京、上海和昆明來了大批知青。昆明的知青相對來說像他們的方言語調一樣，比較憨厚淳樸。北京來的知青“老初一”、“老初二”的比較多，還有小學“老六年級”（即1966年他們所上的年級）的。這些小孩特能侃，一來就跟我們吹：說他們的父母下“五七幹校”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鄉了，他們這些小孩便沒人管了，經常穿著一身藍色的中山裝或者是一身“軍綠”，騎著帶轉鈴的腳踏車，結幫打架，動刀子，或者去“拍婆子”，就是去搭訕女孩子。就像後來姜文拍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表現的那種生活。上海知青個子比較高大，面板比較白淨，對生活很講究。在集體宿舍裡，他們往往可以各自用塑膠布隔出一個兩平方米的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