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錢拿。這樣算下來，實際上的收入一點也沒有減少，還增加了一種安全感。
更何況，除了薪水之外，還有影片的票房提成。
因為這種新模式的另一大弊病是，因為大家都拿固定工資了，這種情形有點象計劃經濟時代的大鍋飯，干與不幹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反正戲拍的好不好都是老闆的，不關拿固定工資的職員的事。
對於這一點，易青借鑑了自己上次拍攝《兩個人的奧運時的成功經驗，根據一個劇組中各部門人員的多少和勞動強度的高低，核算出他們應分得的票房利潤的比例——當然，如果某個電影票房賠錢。那大家就都沒錢分了。
這樣一來，就把職員們的工作和公司電影資本地盈利直接掛鉤聯絡起來了，大家必須努力幹，拍完戲才會有錢分；如果戲砸了不賺錢。職員和公司一起承擔結果。
……
新的中華人影業集團辦公地點在中環一幢新建的寫字大廈裡。目前公司規模還小，易青和孫茹沒有買自己的大樓，只是租用了一層寫字樓而已。
公司成立後地幾天裡，易青、孫茹、寧倩華和新招聘來的行政部門主管們；天天在開會商量新的公司制度、工資制度、管理模式這些問題，務求在細節上儘可能的興利除弊。
這天早晨的例會上，易青又提出了在北京建立公司分部的想法。
易青道：“公司藝創部門的一些主要部門創作帶頭人，比如編劇、男女主演、攝影指導、美術指導這些要害位置上的人，當然我們要做到自己的嫡系部隊和香港本土的電影人才相結合，相兼顧。因為畢竟我們拍地電影下階段的市場重點是在香港市場。是要面對香港觀眾地，所以薪水再貴這些錢也不能省，
……但是劇組其他部門的一些基礎配置人員。尤其是一些技術工種，象燈光，道具，美術工人、劇務，場工這些人員的職業水準，無論是國內還是香港的從業人員，其實都是一樣的。”
“什麼一樣的。”寧倩華笑道：“說實話，這些技術工種，國內還比香港專業的多。畢竟職業基礎培訓和專業訓練機制方面，香港和內地被沒辦法比。香港連一所大電影廠和電影大學都沒有。香港地從業人員，他們的專業能力都是自己在實踐中憑經驗摸索出來的。”
“所以啊……”易青道：“所以我覺得這些基礎人員和技術性人員，根本就不應該在香港聘請，應該利用回內地的人才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