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法律服務的呀？何不去聯絡幾家常年法律服務顧問單位？
坐落在縣城南郊的國營雲江縣糖廠在八十年代是全縣國營企業中最輝煌的一個企業，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一方面是受市場經濟的衝擊；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便是企業的內部管理非常混亂，致使該廠的生產經營一步步倒退：產量劇減，質量變差，銷售網路鋪得太寬，可貨款回籠卻很不理想，直到九七年三月中旬，該廠原廠長岑繼雲因犯貪汙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而鋃鐺入獄……此刻，該廠實際上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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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廟裡出了富方丈！”
一時間，雲江縣城家喻戶曉：雲江國營糖廠的廠長岑繼雲“翻”了！
岑繼雲是一九九四年當糖廠的廠長的，在其任職期間，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指示廠裡的有關人員隱瞞出糖率，從中截留白砂糖近千噸，把截留的白砂糖出賣後，他以為廠辦事需要錢為由，把三十多萬元的售糖款據為己有；同時，岑繼雲還在簽訂加工裝置合同、銷售合同、發包合同的過程中，大肆收受老闆和工頭的賄金五十多萬元；為了幫助其郎舅做食品批發生意，挪用廠裡的公款二十多萬元；同時，有四十多萬元的鉅額財產不能說明其來源……。
全廠職工一遍譁然了，因為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一年四季都穿著工作服、在出席會議或洽談業務時也穿一身皺巴巴的西服、平時見了一顆螺絲釘掉在底上也要檢起來放在工具廂裡備用、上級領導來廠裡檢查工作或廠裡開中層幹部會需要吃飯也總在食堂裡或街邊小食店招待吃便飯並且一再對客人說廠裡窮、請見諒的“好廠長”，居然在任職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貪汙、受賄、挪用公款二百多萬元！
更叫職工們想不通的是：當檢察官們將岑繼雲押解回廠時，從其辦公的那張舊辦公桌的抽屜裡搜查出了現金、首飾、存摺摺合金額約一百七十多萬元！就連在場的檢察官和他本人，都目瞪口呆了。他雙腿一軟，“撲通”一聲癱到在地——連他自己也絕對沒有想到自己會是個“百萬富翁”！
當闞海因聯絡常年法律顧問業務而來到該廠的時候，全廠有七、八個車間已經停產近兩年了。那時，廠裡除了留下五名行政管理人員外，其餘的幾百名職工均紛紛離崗自謀生路去了。
九六年岑繼雲被捕後，接替他任廠長的是原來在縣食品公司當副經理的孫維安。孫維安是一個個頭矮小但身體卻胖、四十一、二歲的男人。本來，孫維安是極不願意離開食品公司的，按他的話來說，就是“廟子都已經被掏空了”、“要我來收拾爛攤子”、“讓我來擦屁股”等等，因此，開初他是極不願意當糖廠廠長的。可是，主管局的意志難違！
主管局給他下達的任務主要是：保護好廠房和車間裡的機器裝置；處理現在還儲存在庫房裡的幾百萬噸質次的白砂糖；催收本廠在全國各地的債權。
孫維安本來就是一個頭腦精明的人物，上任後，一方面，他不求創新，但求無過，因此，他根本不打算動腦筋要怎樣把糖廠救活。另一方面，為了不“虧待”自己和另外幾名留守人員的工資和各種福利，他只重視清理債權，或處理存貨，與此同時，還將偌大一個廠裡眾多閒置的廠房出租給那些做傢俱生意的或維修車輛生意的個體戶。這樣下來，短時間裡，廠裡便有了可觀的收入，每個留守人員的工資和政策性的福利，一一都能兌現了，而且，孫維安，作為一廠之長，他的每月的手機使用費也能報銷了，外出開展業務也有了可以吃、喝、玩的錢。特別是在九八年底，處理完最後一批庫存後，他還以廠的名義購置了一輛二手北京潔普小轎車，得以終止他每天騎腳踏車進出廠房的‘歷史’！
孫維安的日子，過得蠻有滋味的。
“我們的廠前些年早就該請法律顧問了！”孫維安在廠裡自己的辦公室接待闞海時，煞有介事地說道。“結果怎麼樣？
頭兒違法犯罪了，不僅自己坐了牢，職工還沒有了飯吃！”孫維安做出痛心疾首的摸樣。
“要是在國外，幾乎每個老闆都有自己的專職律師，不僅是老闆，連許多公民個人也有常年為他（她）服務的律師。”
闞海趁機向孫廠長宣傳到。只要孫維安表現出對法律不“反感”的表情，闞海就覺得可能會從他那裡開啟一道通往企業法律
顧問的缺口。闞海在積極向孫維安介紹律師作用的同時，也趕緊將自己的名片遞過去。
“這些，雖然我沒有你那樣懂的多，可我多少也瞭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