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落到低處，而不是把它中途送到中國去喝上一杯茶。
因此，假如我們相信當自然發生變化時，它會選擇從A點到B點的最短距離，那麼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推斷過去發生事件的理論。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它意味著我們透過觀察當前能夠推測出過去發生了什麼。事實上，它像一臺哲學的時間機器，能夠將我們帶回早已湮滅的時代。一臺神奇美妙的機器！在這一點上，甚至達爾文早期的支持者赫胥黎都指責他的那個過於墨守成規的信念，即“自然不會發生突變”。
1964年，卡瓦利…斯福扎和安東尼·愛德華茲合作出版了一本書，首次將吝嗇定律應用於人類分類的研究。在書中他們提出了兩個假說，在人類學研究的歷史上，它們是兩個當之無愧的里程碑，此後所有的基因多樣性研究無不涉及這兩個假說。第一個是：正如木村資生的“中立”理論，基因多型性完全是中立的，基因漂移引起基因速率的變化；第二個是：應用“奧卡姆的剃刀”原理來確定人群之間的相互關係，即以數量變化的最小化，來解釋、分析掌握的資料。基於這些關鍵理論和他們稱之為“最簡單進化”的研究方法，他們畫出了第一棵人類的“家譜樹”，人群的相互關係反映在了一張圖表中，越接近的基因速率聯絡得越緊密。
卡瓦利…斯福扎和愛德華茲分析了世界各地15個人群的血型速率，用那個年代的奧利維第計算機經過艱苦的運算，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在“家譜樹”上，非洲人處於最靠近“樹根”的位置，歐洲人和亞洲人“叢生”在一起。這一結果，首次直接、清晰、令人震撼地反映出了人類的進化歷史。卡瓦利…斯福扎謙虛地說：“分析結果有一些意義。”應用他們的研究方法，結果顯示：歐洲的人群相互之間的關係，比他們與非洲人群間的關係要密切；新幾內亞人與澳大利亞土著人之間聯絡更緊密等。把它們聯絡在一起的是相似的基因速率，這些速率隨時間流逝有規律地變化（基因漂移的結果），這意味著，歐洲人群之間相互分離的時間，比歐洲人和非洲人分離的時間距現在更近。700年以後，老修道士的原理幫助人類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
有了這種區分人群的新方法，就有可能推算出不同人群分離的時間，推斷人類進化的歷程。1971年，卡瓦利…斯福扎和沃特·波曼①首次進行了這方面的研究，他們推算出非洲人和東亞人的分離時間為4萬1千年前，非洲人和歐洲人的為3萬3千年，歐洲人和東亞人的為2萬1千年。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無法確定他們對人群結構的假設是否合理。更關鍵的問題是，這些推斷無法清晰地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從何處來？人類學的領域現在需要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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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湯
艾米爾·朱克坎德是從德國移居到美國的猶太人，他曾在加利福尼亞理工大學工作。在他的科學生涯中，他堅持致力於研究一個課題：蛋白質結構。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他長期在諾貝爾獎得主、著名生化學家裡努斯·鮑林門下從事研究工作。他研究攜氧血紅蛋白分子的基本結構，選擇這種分子是因為它在血液中含量豐富而且易於淨化，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所有哺乳動物的血液中都含有血紅蛋白。
蛋白質由線形排列的氨基酸組成，小分子結構以獨特的方式相結合形成蛋白質。有趣的是，儘管蛋白質在活動時外形像巴洛克建築一樣扭曲複雜，幾個不同型別的蛋白質相互依附形成一個複雜的結構，但實際上它們很“單純”，活動蛋白質的結構和功能完全取決於氨基酸的線性結合。組成蛋白質的氨基酸有20個，如賴氨酸、色氨酸等。
朱克坎德注意到，在這些氨基酸的排列中，有一種現象非常有趣。他當時正在破譯不同動物的血紅蛋白，他發現這些蛋白質之間十分相似，一行中常常有10、12甚至30個同樣排列的氨基酸。更令人驚奇的是，科屬聯絡越密切的動物，它們蛋白質的結構就越相似。人類和大猩猩的血紅蛋白，在氨基酸排列上僅有兩處不同，而人類和馬的不同達15處。對這種現象，朱克坎德和鮑林這樣推斷：分子結構提供了“分子鐘”，透過氨基酸排列順序的變化，它記載著從生命起源那一刻起，那些業已消逝的時間。1965年，在他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們形象地將分子稱為“記載進化歷史的檔案”。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基因都堪稱一部歷史書，這些寫在分子結構內的“語言”，向我們講述著人類進化的過程，把我們帶回生命開始的地方。分子就像我們的祖先留在我們基因組內的“時間艙”，我們所要做的，是學會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