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的隊伍。英明的領導們預見性很強，把全鄉群眾劃了幾個片，分期分批進站交糧食，雖然仍要排隊，一般的，排不到一天，就可以把糧食交上去了。
上級提倡交公糧，賣餘糧，所以，大家都沒有按照自己分配的任務交糧，而是都多交了一倍以上。拿到交糧條子以後，劉繼安把條子收集起來，交給了村裡，村裡再拿到鄉里進行結算。扣除了鄉統籌、村提留這些五糧三款，分到各家各戶的錢基本上沒有了，大家也不見怪，因為事先已經算好，交上去的糧食，公糧和餘糧折成錢，足夠他們扣了。
剛剛單幹的前幾年，年年豐產，屋裡盛不下了，家家戶戶喜歡把多餘的糧食賣出去。可是，糧站沒有那麼多的倉庫，也裝不下了，國家調撥的速度跟不上形勢發展，上級開始限制收購，嚴格控制群眾上繳糧食的數量，再也不提倡賣餘糧了，這就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賣糧難”。
我們寨子裡的老百姓，沒有多少副業收入，全指望用賣糧食的錢抵頂五糧三款。況且這幾年鄉、村領導學能了，發明的扣錢名目越來越多，除了五糧三款，還有各種“民工建勤以資代勞”啦，“保險”啦，“人防費”和“畜禽防疫”啦等等說不清的專案，累計起來，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再說，賣糧本身，也是群眾幹了一年換成現錢的機會，夏季賣小麥，一季管全年的上繳款，秋季賣糧食，是落到自己腰包裡的。小孩子要上學，年輕人要婚嫁，老年人要下葬，家家都有難唸的經，沒有錢啥事兒都辦不成，不賣餘糧怎麼行？於是，多賣糧的呼聲越來越高。
我們縣裡的崔縣長，冒著政治風險，跑到省裡為民請命，終於要回來了增加公糧收購的指標。分配下來，各家各戶增長了一倍多，老百姓好好地喜歡了一陣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孫乃社寫下了那首詩，###了他長期潛存在心裡的“小農經濟意識”。
毛主席的辯證法真的厲害，他老人家說“壞事變好事，好事變壞事”的規律十分靈驗，又過了兩年，沉重的糧食任務又成了老百姓的負擔。任務上去了，就降不下來了，收成不好時，仍然得上繳那麼多的糧食，老百姓又開始咒罵起那個早已調走的崔縣長來，罵他太缺德，把任務長上去了，一拍屁股就走了，下一任的雖然不姓崔，也是“催命鬼”。到了夏糧徵購的時候，幹群之間形成了相互敵對的關係，一些不願意交那麼多糧食的人，想方設法給領導對賴，讓他們徵收糧款的茬子越來越高，徵收的難度越來越大。
孫乃社把幾年的賬本子擺在一起，算了一筆細賬，終於發現種糧食，不但不賺錢，而且賠錢。精打細算，扣除種子、化肥、農藥，一畝地基本上扯平，所有的勞力投入等於白乾了。於是壓減經濟投入，誰知產量降了下來。孫乃社再也無心寫詩了，開始對那幾個鼓譟上訪的人打心眼裡贊成。後來，“上訪專業戶”劉繼先他們幾個的炮彈，有一些典型的資料，就是孫乃社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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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大肚（1）
80年代最初的那一年，計劃生育工作被列為基本國策，一上來勢頭很猛。許多識字的中國人都知道，最早提出中國要搞計劃生育的是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先生。這個活了一百歲的老學者，據說有大小兩個老婆，一個叫張團妹，一個叫王仲貞，兩個女人為他一共生了五個女兒、兩個兒子。快六十歲的老人馬寅初，可能痛感孩子多了，是一種拖累，再加上走遍美國，學識淵博，憂國憂民，是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以及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理解深刻，在1958年就提出中國要搞計劃生育，誰知與偉人毛澤東的理念相差甚遠，於是捱了大批判，被打趴下了幾十年。“批了一個人，多生好幾億”，到我說故事的這一年，我們寨子裡，家家戶戶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比剛解放那一年的人口膨脹了五六倍。
我們馬寨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國政壇上，曾經為人口生育進行過如此激烈的鬥爭，要是知道的話，肯定站在毛主席一邊。尤其是那些小門小戶的人家，真是沾了他老人家的光。多子雖然沒有多福，他們依然在傳宗接代上，有著不懈的追求和旺盛的精力，對於生育後代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自覺性。山裡本來土地資源缺乏，人口劇烈增加，吃穿都成了大問題，反正依靠的是大集體，勞力多了，當然掙的工分也多，沒有人肯替國家分憂。
實際上，毛主席在世時，已經意識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提倡計劃生育。當時，一些領導講話時，幽默地動員上上下下，幹部職工群眾，“男的要###，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