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張。據史料說，毛澤東在漢口日租界一家旅社召集了駐漢口的湖南同志會，要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復工作，拿起武器，靠山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持與敵人作鬥爭，武裝保衛革命”。那是一個風雲變幻的恐怖時刻，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毛澤東也接到這樣的命令，叫他到四川去。但是毛澤東不願意，他要到風暴漩渦中的湖南去。因為這時湖南在馬日事變後，正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至6月底，工會、農會的幹部被殺者已達五百人以上。原省委幹部已經分別隱蔽轉移，基層組織紛紛要求毛澤東回湘。這時毛澤東向陳獨秀提出要求，說服陳獨秀允許他回湖南任省委書記。得到批准後，他便回到湖南展開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恢復工農組織和設法儲存工農武裝。除把一部分編成合法的挨戶團、一部分暫時將槍埋入地下之外，便號召其餘的武裝上山，去當“山大王”。正是這樣湖南得以儲存了相當數量的工農武裝。但是為時不久，毛澤東便被召回武漢，陳獨秀指責他在湖南組織暴動，反對當權的唐生智。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黨的“八七”會議，才清算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這次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在“八七”會議上和在8月9日舉行的討論秋收起義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發言中除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種種表現以外，第一次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還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據五六縣，形成了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在會議進行中，瞿秋白曾提議毛澤東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澤東說：“我要跟綠林交朋友，我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綠林交朋友。”事實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和“上山”“下湖”的思想，正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思想的萌芽。正因為毛澤東已經萌生了這樣的思想，所以在秋收起義失利後，他立刻改變了進攻長沙的計劃，胸有成竹地率領隊伍上了井岡山。在建立中國第一塊紅色根據地艱辛實踐的基礎上，他寫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這些都標誌著他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獨創性的思想已經基本形成。在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有的社會條件，以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用後來的語言說，就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所必備的主觀條件，這就使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有了鞏固的理論基礎。從此他就在雲霧迷離的征途上，開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嶄新的革命道路。
大智篇（2）
（三）
可是，僅僅找到這條道路是不夠的，在這條道路上能夠堅持下來並取得最後勝利，在理論與實踐上至少要解決三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第一，要解決一個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有人往往以為毛澤東是農民出身，是以農民領導農民，這是大錯特錯。毛澤東多次說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因此對於農民鬥爭的領導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他在《井岡山的鬥爭》中還說：“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犯錯誤的。”至於軍隊的成分，當然更復雜一些。除大部分為農民外，還有其他小資產階級、流氓、舊軍人等。毛澤東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所舉出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餘等等傾向，其實質就是農民思想以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反映。這種情況，如果不用堅強的無產階級思想去領導，並使之向無產階級思想轉化，儘管可以轟轟烈烈於一時，但到最後則不免會使革命運動像太平天國以及歷史上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一樣歸於失敗。毛澤東在當時就認識到這一點，可謂遠見卓識。而當時他的同輩中大多數人則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或者認識得很不夠。1929年6月在龍巖舉行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本來想動手解決這些已經出現的錯誤的思想傾向，卻不料事與願違，反而使爭論激化了。最後連毛澤東本人也未能當選為前委書記，不得不在會後離開了部隊。七次大會出現的這一錯誤，不久為中央所糾正，周恩來曾親自主持其事。幾個月後，襟懷坦白富有自我批評精神的陳毅，重新把毛澤東請了出來。在當年的12月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