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不叫殺人，而叫毀屍矣。如果貴閣下再氣得暴跳如雷，照柏楊夫人尊腹踢了一腳，而恰巧她身懷六甲，踢流了產，盧先生能甘心承認這是殺人哉？尤其是柏楊先生人老心不老，最喜歡學少年之人，關門自瀆，盧公盧公，你怎好意思說我殺人千萬，甚至謀殺兒女乎？
法律如此，生理更是如此，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直接呼吸空氣，也就是他有生命，即令我們說胎兒也有生命，但節育並不是墮胎，而只是防止成胎也。如果一口咬定，硬說精子也有生命，則毛髮又何嘗沒有生命？盧公這一輩子大概都不理髮不刮鬍子矣。夫一個人只有一個生命，臭男人身上有精子千萬，我們不能說他就擁有千萬生命也。一個人犯了死罪，只可以殺他一人，總不能連他們的子孫都殺個淨光──這個文明法則，盧先生恐怕是同意的，縱像湯如炎先生之仁人聖心，也只是“宮”不肖之徒本身，而沒有狠到連子孫都“宮”之也。如果按照盧先生邏輯，殺一死囚，豈不滅絕了他的子孫乎，他子孫何辜，竟遭此毒手？
王夢雲先生認為裝置“樂普”之後，天下一定大亂，蓋“蕩女淫男，儘可放欲宣淫，毫無忌憚”。原來擁有五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中華民族男女間的道德規範，竟如此脆弱，全是靠著“怕懷孕”的一念而維持的。一旦不怕懷孕啦，道德便跟著沒有啦，兩性只要一見面，女的便上床，男的便脫褲。王先生有兒有女，請問一聲，貴男公子和貴女公子潔身自愛，守身如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均一代完人，是出自內心的自律耶？抑不過只為了怕懷孕撒不了鴨子耶？我敢跟你賭一塊錢，王夫人也好，王小姐也好，便是裝置了樂普，也是雍容華貴，神聖不可侵犯。如果照王公這麼一說，豈不是糟啦。
仲肇湘先生在電視上特別介紹了一篇高階中學堂國文課本上歸有光先生的大作《先妣事略》，歸有光先生的媽媽深以子女太多為苦，有一個大愚若智型的女人，教她一方，她照方吃了幾個田螺，好啦，雖然孕是避啦，而她也成了啞巴，再不能說話矣。
胡乃英女士和歸有光先生的母親，是古今兩位子女過多的犧牲者。對一個女人來說，生育過多，實在是可怕的刑罰。有識之徒可以一面臥薪嘗蛋，一面說風涼話，但做母親的卻不能不付出血汗青春和身體，孩子們不純靠吃飯長大的，也不純靠臭男人那幾個錢養活大的，還要靠母親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愛，而這愛能榨乾母親的生命。如今再加上經濟的迫害，嗚呼，衣食不繼明明擺在眼前，廖維藩先生卻嚷“自趨平衡”，不知道那個“自”是誰？當歸有光先生的母親以子多為苦時，有識之徒卻以子多為樂；當胡乃英女士賣兒賣女時，有識之徒卻說天主會掉給他們麵包。不但是瞎了眼，也昧了心。羅素先生對反對節育的朋友，下一個批語，曰：“那些倨傲自負的人們，對於幸福快樂絕不關心，尤其是別人的幸福快樂。”咦。
古之時也，人類數目不多，天下有無窮空曠土地，任其墾植。不幸的是，土地有限而人口增加無窮，終於大地被擠得滿坑滿谷。胡乃英女士如果只有一個孩子，而不是有八個孩子，他們夫婦的生活恐怕要好得多，而健康也要好得多。廖王湯的男女公子，個個都受有良好教育，有的還在外洋，請問一聲，如果各位均有周文王姬昌先生的造詣，都生有百子，恐怕天主掉不下來麵包，而孩子們也受不了高等教育。不要說受教育啦，如果孩子們的衣食開支超過各位有識之徒的收入，則請指教指教，閣下將怎麼使之自趨平衡哉？是也賣掉幾個乎？抑趁人不備，使他們失腳淹死乎？或抑拼命兼差，以便多掙幾文乎？如果找不到兼差，或兼差的收入仍不足餵飽孩子們的小肚皮，則閣下是否“假借”貧苦之名，貪贓賣法，把社會搞得一塌糊塗乎？或只好冒著被湯如炎先生割掉生殖器的危險也節育乎？
前曾言之，不過還得再說一遍：越是富有的家庭，孩子越少，而越是貧苦的家庭，孩子越多；據說是，貧苦朋友似乎只把顛鸞倒鳳，當做惟一的娛樂。我們如果更進一步地觀察，家庭環境較好的夫婦，多半有相當知識和相當教養，知道用種種妙法避孕，藥房裡“節育素”固多得很也。而家庭環境較差的夫婦，往往不知道孕是可以避的焉。《自立晚報》記者張震先生詢問胡乃英女士為啥不避孕時，其茫然之情，令人心碎，她當然不是怕湯如炎先生把她丈夫閹掉，而是她根本不知道啥叫避孕，啥叫樂普。廖王湯三公和其尊貴的夫人努力敦倫時，是不是也有避孕措施，事關天地良心，我們不知道，如果沒有采取過，而其男女公子的數目竟恰巧沒有超過他們的能力負擔，我們沒有話說，只好說他真是走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