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渴望。讀者們對那個不停地淨化自己的老處女的無心的自我表白報以傻笑——她在《月亮寶石》（1868）中大聲喊道：要不了多久，我們自己邪惡的熱戀物件將是出其不意突襲我們的東方貴族！”法國人認為那些猖獗的老處女是來自英吉利海峽對面的怪人：那些偏執的盲信者，那些固執的清教徒，英國大量繁殖這種人，那些虔誠和難忍受的老處女，她們經常出現在歐洲所有飯桌上，她們毀壞義大利，毒害瑞士，使裡維埃拉迷人的城鎮不適於居住，到處傳播她們古怪的瘋狂、她們的發呆方式、她們衣裳不可言喻的氣味，一種奇怪的橡膠味，好像她們夜晚被放進一個防水的箱子裡。”
第四章 神經、注射針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醫生（6）
早期作家把鴉片製劑作為春藥宣傳。但19 世紀性道德時常傾向於嚴格，以至於性節制會聽起來像色情活動。鴉片劑剋制性衝動的效力得到強調。19 世紀70 年代列文斯坦從柏林報告說，男性嗎啡癮患者放棄了性生活或者變得陽痿。
那個時期的性氣氛非常緊張，一些有嗎啡癮的單身人士歡迎嗎啡的這種特性：“萬一閒暇時有任何性交的願望，他們可以用注射嗎啡剋制。”因此，安斯蒂警告說，“在體力自然開始衰頹之後繼續性交，極端有害，可能重新出現潛在的神經痛傾向”，很可能給一些老年神經痛患者注射嗎啡，意在使他們陽痿。梅毒是用鴉片進行治療的慢性疾病之一。法國詩人波德萊爾深受這種性傳播疾病之痛和鴉片治療之苦。1861年他直言不諱地告訴他母親說：我很年輕時，得了梅毒。現在它以一種新形式復發了，面板生疹斑，所有關節都特別無力。”他寫道，醫生吩咐的醫療方法造成“感覺的敗壞”，因為鴉片成為“一種病態性慾的源泉”。女人和他梅毒之間的關係，以及他的鴉片結局，在他的散文詩《雙人房間》（The Double Room）中表露無遺。他寫道：“這個世界，促狹而且如此令人憎惡，只有一個熟悉的物品令我高興：鴉片酊瓶，一個恐怖的老朋友，像所有女人，唉； 善於愛撫和背叛。”他留下的一切是“記憶、遺憾、痙攣、恐懼、悲痛、噩夢、憤怒和神經衰弱”。波德萊爾念念不忘力圖保護他的詩歌天分不受外部世界或梅毒的破壞。但梅毒最終毀了他的智力，殺了他。他的領悟是一種分裂個性的領悟：逼近的紛亂令他恐慌。消沉的麻木，他試圖用精神自虐的創造性力量取而代之。正是用這種心情，他編寫了《人造天堂》（Artificial Paradises），包括他的“雜湊什詩”和對德？昆西《懺悔錄》翻譯片段的評論。根據他的用藥和患病的經驗，他嚴厲批判了莫羅和戈蒂埃19世紀40年代以來的方法，是把所有那些花樣放置一邊的時候了……出自幼稚大腦和虛幻的花樣。”波德萊爾聲稱：有毒興奮劑對我來說，似乎不僅是惡魔招募和奴役可憐人類的最可怕和最可靠的手段之一，還是他最完善的手段之一。”這些藥物的消費者犧牲了他們的自主權，結果像個機器人。然而，一些最聰明的崇拜者並不清楚《人造天堂》中的道德觀。福樓拜認為這本書“非常崇高，非常有鑑賞力，非常透徹”，但是對它的“天主教成份”持保留態度。福樓拜如是對波德萊爾說：我寧願你沒有譴責雜湊什、鴉片和沉溺，因為你不知道以後人們會怎麼理解你的譴責。”福樓拜的理智，使他對一個垂死之人的悲痛充耳不聞，對一個被藥弄得軟弱無力的慢性病人的痛苦視而不見。
梅毒是一種與性有關的慢性病；至少就19世紀醫學實踐來說，成年女人或許被視為一種慢性病。“有婦女病”的女人被開具鴉片或嗎啡。有意思的是，1856年美國第一個皮下注射器的進口者福迪斯？巴克擔任紐約貝爾維醫學院婦產科和婦科主任，並於1876 年出任美國婦科協會首任會長。皮下注射成為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皮下注射癮成為女性臭名昭著的特徵。男性對女性身體的醫學懷疑，可以引述一個歐洲人的說法為例。托馬斯？克勞斯頓爵士（1840—1915），奧尼克郡人，1873 年被任命為皇家愛丁堡精神病院醫師主管。他認為，他和他的同事醫師是“身體的權威，種族身體和精神品質的監護人”。根據《英國醫學雜誌》記載，他的精神病院的管理“成為科學、醫療上所有好事物的典範，所有人道和高效事物的典範”。克勞斯頓專門研究上癮症，他對婦女存有偏見。他警告說：月經、懷孕和哺乳這些令人疲乏不堪的責任，排卵、受精和分娩這些神經反射的影響，假如有一點點天生的錯亂體質，它們給大腦功能帶來的危險，是毀滅性的。”為女孩開設的寄宿學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