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毫無疑義，這抓住了人的民主權利的最重要的兩個方面，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個人都看到了，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們注意：“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統制（計劃）的經濟結構，造成勞動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狀態。領導者對被領導者，在能否就業、經濟收入、工作性質、人事調動，甚至婚喪嫁娶方面都握有極大的權力。農村的宗法經濟和‘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口號更加劇了這一狀況。”因此，他認為，透過經濟改革，發展“統一市場”、“社會主義商品化”，從根本上改變“勞動者的依附狀態”，民主才有根基：這是中國改革的關鍵。
還有一位競選人，在他所提出的“改革的主要措施”裡，首先提出的就是維護工人的權利：“企業的自主權應該由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掌握。職工代表大會有包括決定任免工廠主要負責人及主要技術人員在內的職權”；“制定合理的工會法，工會應是與工廠黨和行政部門相獨立的工人組織，其職責是維護工人的各項基本權利，並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實現”；“制定合理的勞動保護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環境和勞動條件的不斷好轉”；“制定合理的失業保險和救濟制度，國家有責任為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和救濟，並積極創造條件幫助失業人員找到職業”。應該說，這四大權利，也是抓住了根本的。
另一位競選人則進一步提出：“改革的方向和原則是勞動群眾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聯合。”他認為，“整個社會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產者的民主自治為主體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產生社會團體的民主自治與地區的民主自治，這些又透過逐步的自治聯合，達到對整個社會的民主管理”。
這正顯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意義：它所要促進的，是基層的民主。也就是說，我們要推動的改革，不僅要有自下而上的廣泛參與，而且其核心是實現自下而上的民主權利：這就能夠為改革奠定堅實的民眾基礎。
1980年北大競選人關注的另一個重心，是知識分子的地位和權利訴求。一位競選人在被問及“你怎麼看待知識分子的作用”時，明確提出：“知識分子是一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它今天已經獨立登上歷史舞臺。”他的這一論斷是能夠代表競選人的共識的。這自然是有針對性的：因為長期以來是不承認知識分子的獨立存在的；對此，有人作了這樣的分析：過去“之所以沒有把知識分子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是由於歷史條件所限。十九世紀工人在生產中顯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識分子的‘建設’勞動剛開始發展”，理論家們“把未來的社會設想得簡單了，他們認為國家和經濟由武裝的工人群眾和僅僅識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沒有看到現代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是科學，沒有高度的科學文化知識是不能管理國家的”。這正是論者所要強調的：“工業從農業中獨立出來，產生了工人階級；今天，當科技從工農業中獨立出來之後，知識分子也獨立出來了。過去科研成果總是在工農業中經多年積累而抽象出來，而現在可以在實驗室裡直接出成果，反過來推動工農業的發展，科技成了主導工農業發展方向的部門。隨著它的獨立，經濟管理、文化部門也相應獨立，最終是知識分子再生產部門教育界的獨立”，結果是“工程師、技術員、醫生、教師、學者、記者、經濟管理人員和其他受過專門教育的社會成分，在整個人類的人口比例中急劇增長”，“知識分子作為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異軍突起”，而“知識分子所要求的社會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性的解放，它不僅要使工人擺脫資本的壓迫，而且要解放一切人，使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從而解放全人類。知識分子自己也要在社會變革中得到改造”。
以權利制約權力
一篇文章特意提到，“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國家政權都有擺脫人民的監督控制，由人民公僕變為人民主人的趨勢”。由這樣的“規律”，應該引出的結論只能是一個：必須用廣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權利來制約國家、政權的權力。也就是說，要在人民“自治”與政府“權威”之間形成一種張力：“凡是需要權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種對這種權威的制約；凡是需要權力集中與強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種相應的牽制與平衡。”
但在中國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這樣的“牽制”、“制約”、“平衡”的觀念，以及民間公共力量對政府的“壓力”作用；我們所追求的，始終是無限的、絕對的權力。如論者所說，“一直有人公開和暗地裡認為專制比民主更為可取，尤其是在一個經濟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