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的行為能夠決定他人的幸福或不幸時，我們不敢聽從自私心理的指使，把個人的利益放在大家的利益之上。內心那個人馬上提醒我們：過於看重自己而輕視別人，理所當然會招來他人的蔑視和憤慨。大德之士不會聽命於這種情感。每一個優秀的軍人對此都深有體會，他知道，如果戰友們認為他會在危險面前退縮，或在需要他盡軍人天職、為國捐軀時躊躇不前，就會向他投來輕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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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他人
個人決不應該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人更重要，即使自己的利益可能遠遠大於對他人的損害，也不能為了私利而損害他人。窮人也決不應該詐騙和偷竊富人，即使贓物給窮人帶來的好處比富人丟失東西的損失更大。在這些時刻，內心的那個人也會馬上提醒他：他並不比他的鄰居更重要，而且他的私心會理所當然的招來人們的蔑視和憤怒，以及必然會隨之而來的懲罰 因為他違背了人類社會的全部安全與和平所賴以建立的神聖法則。正直的人通常害怕的是這種行為所帶來的內心的恥辱，是自己心靈上永遠無法磨滅的汙點，而不是無辜遭受外部的重大災難。那條偉大的斯多噶主義的格言所表達的真理根植於他心中：對一個人來說，用不正當的手段奪取另一個人的東西，或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損失之上，要比由於肉體或外界原因造成的死亡、貧窮、痛苦和所有的不幸，更加違揹他的天性。
如果別人的幸福和不幸並不取決於我們的行為，如果我們的利益和他們的利益毫無關係，更談不上衝突，我們並不總是覺得有必要壓抑自己那與生俱來的、也許是不合適的自私心理以及對他人的冷漠態度。常規教育讓我們在所有重大的場合按照自己和他人之間的某種公平原則行事，甚至平時的世界貿易也能調整我們道義上的積極原則以達到某種程度的和諧。但是，據說只有極為雕琢、精緻的教育和嚴謹、深奧的哲學，才能糾正我們消極感情中的偏差。
試圖向我們講授這一最難理解的道德課程的有兩類哲學家。一類哲學家試圖增強我們對他人利益的關心，另一類哲學家試圖減少我們對自身利益的牽掛。前者讓我們像天生關心自己一樣去關心別人，後者讓我們像天生漠視別人一樣去漠視自己。也許兩者的教義都遠遠超出了自然合適的正確標準。
前者是一些哭哭啼啼、垂頭喪氣的道德學家，他們沒完沒了地指責我們竟然在眾多同胞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時過著愉快的生活。他們覺得，這麼多可憐的人時刻面臨著種種災難，飽受貧困的煎熬、疾病的折磨和仇敵的欺壓，掙扎在死亡線上，而我們竟然能視而不見，對自己的幸運滿心歡喜，這是邪惡的。他們認為，我們雖然從未目見耳聞，但可以確信這些同胞無時無刻不在遭受厄運的折磨，我們應該用對他們的憐憫來抑制自己的幸運所帶來的快樂，並且習慣性地表現出一種悲天憫人的憂鬱神情。但是，首先，對自己毫不知情的災難表示過分的同情，似乎是荒謬絕倫、不合情理的。顯而易見，全世界平均起來，有一個受苦受難的人，就有二十個春風得意，或者至少還過得去的人。確實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我們應該為一個人哭泣而不為二十個人感到高興。其次，這種裝腔作勢的憐憫不僅荒唐，而且似乎根本做不到；那些表面上做到的人，除了那種矯揉造作、多愁善感的悲痛之外一無所長；這種悲痛並不能打動人心，只會使人們的神情和談話不合時宜地變得陰鬱沉悶。最後，這種心願即使能夠實現，也毫無用處，只能讓抱有心願的人感到痛苦。無論我們怎樣關心那些跟自己素無瓜葛、完全為我們力所不及的人，都只是自尋煩惱，對他們毫無益處。我們為什麼要為遠不可及的世界而自尋煩惱呢？毫無疑問，所有的人，包括那些離我們最遠的人，都有資格得到我們美好的祝福，我們也自然會給他們祝福。但是，儘管他們是不幸的，我們也沒必要為此而折磨自己。因此，對於那些與我們毫不相干的人，我們既無法幫助也無法傷害的人，我們的關心只能是有限的，這似乎是上帝的明智安排。如果在這方面我們本來的天性有可能改變，那對我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不去同情成功者的快樂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只要沒有妒忌的妨礙，我們對成功者的好感就會大增。那些責怪我們對不幸者缺乏足夠同情的道德學家們，也責怪我們對幸運兒、權貴和富豪非常輕易就崇拜得五體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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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不幸
我們對兩種個人不幸的感情容易超出適度的範圍。一種不幸首先影響與我們特別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