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嘉祥說，當然是問題。不但是問題，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種怪圈，剪不斷、理還亂。在“三農”上，我們黨，我們政府，我們的領導人，下了很多工夫，發了很多講話，但農村始終相對貧困，農民還是相對那麼苦，農業上的問題相對還是那麼多，可以說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剛剛粉碎“四人幫”那陣子，農村的情況真是慘不忍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大包乾”，把農民從不切實際的、超越了現階段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再加上連續幾年出臺一號檔案，理順了農民和市民、農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關係，使農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給農村帶來了初步的繁榮，讓農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這些都是事實。
我說，當然是事實。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說，是啊！所以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這下子“三農”問題可算是徹底解決了，農村可是富裕了。於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政策又變著花樣出臺，在農民頭上“摸”，也在農民包包頭（錢包裡）“摸”。各種稅費、攤派，都出來了。什麼“人民學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辦”，一切都是人民，結果一切都是攤派，農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負的境地。
憂患（2）
我說，啊，好了傷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說，也不完全是這個，也還有體制上的問題。當時那個“雙層經營體制”在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接的時候，也是有矛盾的。簡單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