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我最喜歡劈老榆木疙瘩，把盤根錯節的大樹根最後劈成冰棒般大小，堆成一座小山，渾身汗出如雨，鄰居們無不誇讚。
但幹其他活，不是我的強項。我的同學各具特長，也各有各的意趣。騰小甦後腦勺是平的，我們叫他“板兒頭”，他爸是師長，他家老吃大米飯炒土豆絲。程濱他爸好像是團長，南方人，一次威脅兩個兒子說：你們再不聽話，我就把米飯都吃光！程濱他媽一次給我們班代課，用山東話朗讀《小英雄雨來》，大家都笑，我卻覺得這麼念更有味道。張少銘家住通訊營那邊，喜歡講故事，但有個口頭禪：“完了之後呢、完了之後呢……”董巨峰的名字跟我的名字聲調一致，上課又不專心，老師一叫我，他就慌里慌張地站起來。李老師厭煩地說：“誰叫你啦？光腚騎摩托——你得瑟啥呀！”李老師說話有時候不大文明，但對學生心腸很好的。我們最喜歡的恐怕還是王樹香老師，人字俱佳，對學生有威有慈，大字報寫得整整齊齊，從不霸佔其他班級的牆壁。
30年前的月亮（2）
會吹黑管的是於凱，寫字特別好的是於子軍，生字老師讓寫一行，他卻寫十行。他姐姐叫於抗美，我說這名字不好聽，“抗美”就是“愛醜”的意思，他姐聽了十分自卑，見了我總是很沮喪。魏瑞祥和闞秀朋是我的死黨，我跟他們的事蹟以後要專門寫成小說的。焦洪山住在“小草房”那邊，他爸用山東話喊他吃飯：“洪山——家來！吃燒餅——蘸紅糖！”我們經常模仿著戲弄焦洪山。慄榮亮的事蹟我已經寫過了，我們班最淘氣最馬虎的同學，犯過嚴重的“政治錯誤”。我上大學後一次回哈，給家裡買煤，煤廠的營業員正是他。他很激動地指揮手下，給我多裝了不少又大又亮的鶴崗優質煤。臨別時他對我說：“老孔，聽說你們北大一畢業就是工程師啊，一拿就一百多塊。沒啥說的，別忘了哥們兒啊。”
後半夜頭疼，醒了一陣兒。找不著四肢五體，就又睡過去。小時候夢裡要上廁所，找到一個，上面寫個“女”，找到一個，上面寫個“女”，急得要命。後來想起有家鄰居的煤棚子上寫個大大的“女”，不知他家從哪兒偷來的。那時從單位往家拿邊角料沒人笑話，但破壞公共設施則屬於下作。馬路對面是公交車庫，我們經常去惡作劇，把無軌電車的“辮子”給拽下來，但從來沒有破壞過電車。
起來吃了一碟番茄拌紅棗，頭還是暈。30年前，哈爾濱兒童公園有全國惟一的兒童鐵路，圍著公園整整一圈，從站長司機到票務乘警全是小學生。還有旋轉木馬，一上去就轉得天翻地覆，世界宛如萬花筒。忽然木馬停了，木柯爛了，乃發現，下崗的下崗，上訪的上訪，喝血的喝血，喝湯的喝湯。於是模仿某大師，俺也創作一首古詩如下：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水滸傳》雲：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俺卻道：古寺無燈憑月照，山門不鎖待雲封。阿巴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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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最數王憐花（1）
昨天課前，向學生推薦了王憐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點“我跟王憐花不得不說的故事”。王憐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進北大後第一個“親密接觸”的人——我們床挨著床。32樓416是間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張上下床，三張靠著牆，兩張並排矗立在中間。我住清平的上鋪，王憐花住小文的上鋪，我就這樣，跟這位白白淨淨的福建帥哥王憐花，床單挨著床單，相隔咫尺地成為哥們了。
說出王憐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響噹噹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恆平——寫詩的時候叫恆平的。許多人都讚賞他的小說《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條路》，其實他的詩寫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話很差，花發不分，肉漏不辨，經常努力地卷著舌頭說：“今天他媽的真不象發！食堂的辣個棍棒漏丁，發了我四個一毛錢，居蘭沒有幾塊漏！”我就教他說繞口令：“大花碗下扣個大花活蛤蟆。”小蔡說得口水直流，還是說成了一片“發罰法發”。這個對他太難，我命令他乾脆每天早晚就練“活佛”兩個字。於是早上我還沒睜眼，就聽耳邊有個聲音說：“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剛一睡著，耳邊那個聲音又說：“佛佛，佛佛。”我氣得簡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過小蔡有時候普通話卻說得格外流暢。一個是朗誦自己的作品時，一個是跟女生套近乎時。蔡恆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歲，可能是我們班最小的。我格外欽佩班裡的幾位67年出生的同學，他們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還有黃亦兵、黃心村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