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天以後，愛麗絲一直隨身攜帶著那根聚攏大家的繩索，發現它很可靠，又安全又結實——在大部分時間裡。除去男人們坐在窗臺上吹號、女人們琢磨“多麼久啊”的時候。那時候繩索就斷了，擾亂她的平靜，讓她注意到肉體和一種自由得她都能聞到血腥味的東西；讓她注意到它那在腰帶下面的生命，以及它鮮紅的口紅。她從佈道和社論中得知，那不是真正的音樂——只是黑人的東西：當然了，有害；沒錯，令人難堪；可是不真實，不嚴肅。
然而愛麗絲·曼弗雷德賭咒說她從中聽到了一種複雜的憤怒，一種偽裝成響亮而喧鬧的誘惑的仇恨。但她最討厭的是它的胃口。它對痛打、對撕裂的渴望；一種漫不經心的渴求，盼望著一場爭鬥，或是給領帶配上一枚紅寶石領帶夾——兩樣都行。它假裝快樂，假裝表示歡迎，可並不讓她覺得慷慨，這種小餐館、劣質酒、下等酒吧音樂。它搞得她在圍裙口袋裡攥緊拳頭，以免自己一拳打碎玻璃窗，把世界抓在手裡，因為它對她、對她認識和聽說的所有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幹下的一切而將它活活捏死。最好關上窗戶、放下百葉窗，在克利夫頓小區一所安靜的公寓裡流著汗忍受暑熱，而不是鋌而走險去打碎玻璃或高聲尖叫，否則，恐怕就不知道在哪兒、如何停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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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樂 第三章1（3）
我見過她從一家咖啡館或者沒掛窗簾的窗前走過，同時聽到這樣那樣的話——“打我吧，可是別辭了我”——飄出來，眼瞅著她伸出一隻手去拿八年前在第五大道向她拋來的那根安全的聚攏繩索，另一隻手在外套口袋裡攥成一個拳頭。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用兩種不同的手勢來平衡自己。然而她並不是惟一這樣嘗試的，也不是惟一的失敗者。想把第五大道的鼓聲同那用鋼琴彈出、又在每一部勝利牌留聲機上回旋的“皮帶扣”曲調分開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些夜晚寂靜無比，聽力所及範圍裡沒有一輛小汽車，沒有醉鬼，也沒有不肯消停的嬰兒哭著要媽媽；愛麗絲隨便開啟哪一扇窗子都聽不到任何聲音。
她可能對這一片死寂的夜晚感到不可思議，便回去睡覺，可她剛把枕頭更平整、更涼快的那面翻過來，一句她不記得從哪兒來的歌詞就不期而至，在她腦海裡自顧自高聲唱了起來。“我年輕力壯的時候，每時每刻都能吃烤肉。”這是一些貪婪、輕率的字眼，無拘無束，令人憤怒，但又難以排遣，因為在這些字眼下面，像隻手掌一樣把無拘無束的東西凝聚起來的，是那令第五大道備受矚目的鼓聲。
當然了，她的外甥女沒有這個問題。從1917年夏天起，愛麗絲就開始重塑她、糾正她；儘管多卡絲從聖路易斯東區到這裡的最初記憶就是姨媽帶她去看的遊行，一種為她爸爸媽媽舉行的葬禮遊行，但她對它的記憶卻迥然不同。她的姨媽操心的是怎樣才能保持心靈對屁股的無知、又讓頭腦管好二者，多卡絲卻躺在雪尼爾花線床單上，一想到附近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人在含著單簧管、彈著琴、敲著鼓、吹著號，同時一個時髦女郎唱著“誰也甭想管我，寶貝，你找對了鑰匙卻找錯了鑰匙孔，你得找到它，帶著鑰匙到這兒來試試吧”或者別的什麼，就心癢難搔、興高采烈。
多卡絲抗拒著姨媽的保護和約束，把那種“腰帶以下的生活”看作生活的全部。她在遊行隊伍中聽到的鼓聲不過是一個命令的第一個部分、第一個字。對她來說，那鼓聲可不是什麼囊括了友情、紀律和超卓之力的萬能繩索。她把它們記成一個開端，她即將完成的某件事情的一個起點。
當初在聖路易斯東區的時候，小小的門廊坍倒，燃燒的木屑冒著煙在空中炸裂。肯定有一小片飛進了她大張著發不出聲的嘴，然後進入了她的喉嚨，因為它還在那裡冒著煙，燃燒著。多卡絲一直沒有把它吐出來，也沒有把它撲滅。開始時她想，要是她說了這事，它就會離開她，或者她會從嘴裡失去它。後來她的姨媽把她帶上火車、到了大都會，緊緊攥住她的手帶她觀看了一次漫長的遊行，這時候那亮閃閃的木屑陷得越來越深，一直到了她肚臍下面某個地方才舒服地安頓下來。她看著那些不眨眼睛的黑男人，鼓聲再一次使她確信，那種灼熱永遠不會離開她了，無論什麼時候她想被它觸控，它都會等著她，和她在一起。無論她什麼時候想還它自由，讓它再次跳進火焰，一切都會很快發生。就像那些娃娃一樣。
它們肯定很快就燒掉了。畢竟是木頭做的，還放在一個木頭煙盒裡。蘿茜兒身上的紅紙巾裙子一下子就會消失。呲的一聲，像根火柴。然後是伯納丁的藍色綢衣和費伊的白棉布鬥蓬。火焰會吞掉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