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劉子青很快被派成酒泉中山鎮公所第九甲甲長。他們把電臺藏在劉家中。
劉子青當了甲長之後，又出現了個難題。原來國民黨從1939年起，一方面要求居民中的青壯年輪流參加“國民兵”訓練，作為後備兵源；另一方面要求公務員，包括保甲長、學校教職員，一律要參加國民黨，否則輕者丟掉飯碗，重則給戴頂“紅帽子”。劉子青當了甲長，如果不加入國民黨，不僅會丟掉甲長職務，而且會引起懷疑，牽連到情報站；如果讓他加入國民黨，則又違反了邊務處的紀律。閻保祿反覆考慮，為了情報工作順利開展，經請示邊務處同意，讓劉子青和其他保甲長一起，用當時的化名劉兆恩，集體參加了國民黨。
1940年初，情報站一度陷入困境。在馬步康旅部工作的情報員鮮明成和金某某，由於不謹慎被發覺了。幸好他們從別的渠道及時得到訊息，在逮捕他們之前，通知他們和李國芳一起秘密撤回新疆。復泉新貨棧是新疆商人開的商店。由於盛世才公開打出親蘇親共的旗號，雖然在國共合作時期，也深為馬家和國民黨不滿，對新疆往來人員嚴加防範，因此對復泉新貨棧自然不會放過。丁炳南又是東北人，更容易使人懷疑是盛世才派來的。一天晚上，軍警突然把復泉新貨棧團團圍住，裡裡外外仔細搜查了一番。這個事件表明，丁炳南雖然還沒有完全暴露，但已成了重點監視的物件。丁炳南以復泉新貨棧歇業為名，撤回了新疆。
1940年夏天，邊務處又派來兩人加強電訊工作。先期到達酒泉的叫武守禮，任電臺臺長；後到的叫高成興，任機務員。他們的口音與玉門人相近，就稱是玉門人，安排在雜貨店當店員。自從李國芳情報組撤回新疆，要獲得有價值的情報，也成了問題。他們用重金經常從馬步康警衛隊一個大個子兵那裡購買情報。這個兵是青海回族，作了馬步康的衛士，家境甚為貧寒。他們利用他需要錢貼補家用，得到一些馬家軍的情報。閻保祿利用內兄的結拜兄弟、馬步康旅一個姓袁的排長，探聽到一些情報。但這些情報比較分散，很不一致，需要認真地分析、補充、核實。好不容易搞到情報，又到了和邊務處電臺聯絡的日子。半夜，武守禮和高成興從劉子青家的炕洞裡拿出發報機做試驗檢查，準備發報，發現沒電，乾電池受潮失效。因為自丁炳南走後，機器和電池就一直藏在炕洞裡，未使用過。雖然有了報務員，卻連一次電報也未能發出去。他們只好把情報寫成密信，從郵局寄走。
1941年三、四月間，閻保祿奉邊務處的指示回新疆彙報工作。他在星星峽見到了王振坤，化名吳南山，任星星峽哈密辦事處分處主任。他在哈密見到了劉慶南，化名萬友林，任哈密辦事處主任。劉慶南、王振坤都是新兵營的戰友，與閻保祿同一批去蘇聯學習。劉慶南私下告訴他，陳培生已不在邊務處工作了。邊務處人員變動很大，據說一些人被捕了，罪名是“國際間諜”。現在，盛世才的五弟盛世驥兼副處長。
《西路軍》 邊務處的情報工作（6）
閻保祿回迪化後，去邊務處彙報了工作，也講了不能發報的原因。邊務處決定再派一名報務員帶上乾電池與他同去酒泉，換回武守禮和高成興。他們到哈密後，停留了幾天。劉慶南對他說，現在國際、國內鬥爭形勢非常嚴峻。德國法西斯蠢蠢欲動，進攻蘇聯；日本法西斯加緊對我抗日根據地清剿，對國民黨誘降；國民黨想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對我黨我軍搞摩擦，加強對各地的控制。因此，除非特別緊急的情報，不要輕易使用電臺聯絡。劉慶南還要他和劉子青不要合營商店，要分開獨自經營，以免發生問題，相互影響。
閻保祿回到酒泉後，通知武守禮和高成興回邊務處。他倆僱上駱駝回新疆了。閻在東大街開了家經營土產品的商店，和劉子青的雜貨鋪分家了。
1943年初，他們發現酒泉馬家隊伍，軍紀較前更加渙散，公然在大街連偷帶搶，騷擾老百姓。獲得情報說，河西馬家隊伍將撤回青海，由中央軍換防。閻保祿將得到的詳細情況，電告新疆。這是他發出的最後幾份情報。
馬步康部離開酒泉後，他一直等待組織上的指示，但沒有得到任何資訊。他心急如焚，又不能擅離職守。同年七、八月間，新疆督辦公署交通運輸科中校科長宛思昌到達酒泉找他，帶來了督辦公署參謀長汪鴻藻簽發的命令，命令要求撤銷邊務處和各地機構，駐外全部人員回新疆迪化。他將這道命令傳達給劉子青和報務員，要大家做好善後工作，攜電臺坐宛思昌帶來的汽車撤回新疆去。
閻保祿和宛思昌私下交談，探詢撤銷邊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