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4日），聯軍不戰而據天津。
國門洞開，北京已無險可守。此後的通州保衛戰，八里橋保衛戰，安定門保衛戰，雖然同仇敵愾，喊殺震天，但勝負已判，再無懸念。僧格林沁的表演，卻不因大沽口失陷而遜色。插曲之一，便是僧格林沁與載垣脅持英使巴夏禮。
大沽口陷落後，咸豐帝驚懼萬分，急派人與聯軍和談。聯軍不予理會，復據天津，攻通州，直到可以眺望北京城堞時，才同意談判。
清方的和談代表是怡親王載垣、理藩院尚書穆蔭等，談判地在通州城內天岳廟。
我們還須進行事後“設定”。設若載垣們真的有一絲常識判斷，有一毫家國關注，坐下來，與對方談判，至多是簽訂一個不主動、不對等、不氣勢、不讓天朝大國引以為榮的條約而已。這樣的條約，1842年、1858年不是都簽過了嗎？蝨子多了不覺癢，大清國的君臣早已不以為意了。當時當地，誰都該明白：阻止聯軍闖入北京是外交斡旋的至大至重目標。這不是臉面問題，這是防止非常之變、防止大災難的唯一可選。
事大責重，又是小人、蠢人們支錯了招。
七月二十四日（9月8日），英法聯軍由天津啟動，向北京進軍。八月二日（9月16日），聯軍抵通州。八月三日（9月17日），載垣等與英法代表和談，並基本同意了對方的開價。八月四日（9月18日），英方代表巴夏禮一方面提出要向皇帝遞交國書，且換約時要皇帝親予接見，另一方面又抗議中國數萬軍隊屯於通州與北京之間對他們構成了威脅，因而不待條約簽字，巴夏禮等即退出會場，返回軍營。
談判受挫，並不是談判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