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堪，作為旅日華僑，其愛國之舉，功同日月。為此，他付出的代價十分巨大。《田中奏摺》披露後，日本政府矢口否認。但他們追查這次洩密事件卻雷厲風行：以山下勇為首的二十八個人被解僱，蔡智堪被捕。因為山下勇失業，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萬元的生活費。好心無好報，這個山下勇後來竟在蔡智堪入獄後強佔了他的房子，最終亦拒不歸還。蔡智堪入獄後，他的200萬美金的資產全部被日本當局沒收。由此也反證了由蔡智堪描出的這份奏摺是真實的。因為真實，讓日本政府難堪而被動。
二十多年後，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雜誌發表了《我怎樣取得〈田中奏摺〉》的回憶。1960年11月，另一個知情人王家楨在《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了《日本兩機密檔案中譯本的來歷》。④ 雖然細節陳述不同，但他們二人都不約而同地認定了《田中奏摺》是由張學良策劃，由王家楨佈置，由蔡智堪取得檔案抄件，再轉王氏，此後才大白天下的。因為在1929年12月公開發表田中奏摺時，世人並不詳知奏摺披露內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賊心虛，故緘口不言，惟以報復蔡智堪為能事。後來，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財而不免災。數年後回臺灣，又不事張揚，所以國人多不清楚他的愛國義舉。
蔡智堪清貧以終。生前留有《明志詩》，數十年後由其子蔡鹹源公諸於世。詩曰：
多年苦難事，忠貞到蓋棺。
不將雙行淚，輕向子孫彈。⑤
中國臺灣網於2000年7月1日，發表“臺聲”文章，題為《為保全國家而傾家蕩產的“情報員”》，紀念蔡智堪。
閻延文長篇歷史小說《青史青山》中，亦詳述蔡智堪生平業績。雖然遲了半個世紀，而歷史的公正性，仍然讓國人心頭一暖。追述這段“情報史”，意在展示在國難將作之際，中國並不乏機智、勇敢、無畏、獻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還在於揭示少數人的警醒並不能改變大多數國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變國家最高權力層面對人民災難、國家災難的冷漠、自私、認賊作父、認敵為友、一無所為。
蔡智堪的事蹟成為一個特例、一段傳奇，時過境遷，甚至有人懷疑他的愛國壯舉是“007”式的諜影童話。而歷代本身是改變不了的。
呼應了本節的標題，《田中奏摺》的披露只是讓一個盜竊計劃曝了光。盜賊還是盜賊，他們也許會修改其計劃，但決不願意放棄其盜竊本職。作為“盜工作者”，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已嚐到不少“盜”的甜頭，且積累了許多“盜亦無道”的經驗。
讓我們作一次快速掃描：
——1880年，作為剛剛成立兩年的參謀本部部長的山縣有朋，嚮明治天皇進呈了由參謀本部管西局局長桂大郎草擬的《鄰邦軍備論》，提出先從侵略朝鮮入手，繼而侵略中國。
按：這計劃順利實施。1882年朝鮮爆發反日的“壬午事變”，日軍出兵朝鮮，透過不平等的《仁川條約》，日本取得在朝鮮京城（漢城）的駐兵權。1885年的《中日天津條約》讓日本與中國在朝鮮擁有同等地位。中國人退了一步，日本人打上家門。
——1887年，山縣有朋制訂了《清國征討策案》，提出備戰五年，大舉入侵中國。
按：這個五年計劃稍稍推遲了一點，由1894年甲午戰爭畫上句號。《馬關條約》讓日本人大撈一把。攫取中國臺灣，打通南下通道，為二戰佔領東南亞埋一伏筆；獲賠白銀二億兩，是日本甲午戰費的二十五倍，是日本年財政收入的六倍，用這筆搶來的錢，日本人大肆擴軍備戰，又為新一輪的侵華積聚實力。
——日俄戰爭後的《朴茨茅斯和約》讓日本獨佔朝鮮利益合法化。1910年的《日韓合併條約》則實現了日本對朝鮮的併吞。
按：中國東方失去了附庸國的遮蔽，東三省裸露在日本炮艦前衝。而早在朝鮮被鯨吞前，日本人填補俄國人的空缺，透過“滿鐵”經營權，已經將一根吸血管插入中國東三省。
——1912年，日本浪人川島浪速乘著中國辛亥革命後的內部動盪，策劃了第一次“滿蒙獨立”。1916年，又策劃了第二次“滿蒙獨立”。
按：這兩次分裂中國疆土的行徑雖被張作霖挫敗，但證明日本人將滿蒙（中國東三省）分裂出中國版圖的既定方針，已經到了具體實施階段。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德國人無暇東顧的形勢下，日本不顧英國人的勸阻，對德宣戰。在未經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日本軍隊9月2日從山東龍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