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背景已迥然不同。相似的情形也出現在韓國和臺灣地區的中產階層身上。參見學者們對東亞中產階層的研究成果： Denise，Potrzeba�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new”urban middle class，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1998； Hsin�Huang Michael Hsiao；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Taiwai； 1993�此種現象在不同時空中的顯現使我們看到了它作為後發生型現代化國家和地區轉型期的一種特殊模式，又並非僅僅具有個案的意義。連連，同前引書，第32頁。
其次，上海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參與，既有別於米爾斯眼裡缺乏起碼的經濟政治意識，政治上消極後衛，作為其他更有權力、更有聲勢的壓力集團別動隊的美國中產階層，米爾斯，同前引書，第391～395頁。 也不同於集激進與保守於一身，追求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韓國中產階層， Hagen Koo；“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op�cit�；1993；pp�55～72�而是呈現出因外在個人境遇變化和生活壓力所致的從保守到激進的政治選擇——由孤立分散、明哲保身到叢集組合、保障生存權利再到追求社會進步的變化特點。集現代性與保守性於一身的上海中產階層，隨著自身社會地位出現嚴重危機，轉向了與下層民眾接近的激進立場，從而加劇了社會的分化和解體。這種因生存危機所促成的政治轉變，顯然是後發生型現代化國家政治動盪的產物。雖然上海中產階層的政治追求缺乏類似韓國中產階層那樣清晰的理念，然而中產階層的政治轉向和激程序度，卻動搖了社會結構的穩定基石，導致系統危機的全面爆發和政權合法性基礎的最終喪失。就此而言，上海中產階層在政治動盪的特殊時期所顯示出的政治潛能、變化能力和鬥爭決心，無疑超出了西方中產階層理論所預設的模式。其鬥爭方式所表達出的政治態度和力量，賦予它更為鮮明的激進者形象，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中產階層政治態度多樣性的認識。
上海中產階層……一種特殊型別的個案（2）
就職員階層本身來看，參與政治活動的動機是基於職業保障和生活保障所遭受的個人無法抗拒的威脅。由於上海社會權力結構的特殊性，以及現代民主制度的未及建立，決定政治選擇的更多是個人對生活的深切感受而非外部的宣傳鼓動，尤其是教育程度較高層次的職員，既不排斥也不盲從任何學說，分析思考，特立獨行。因此20年代共產黨雖在上海職業界下層青年中有一定影響，但卻沒有像在產業工人群體中那樣廣泛地建立起黨的組織系統。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1頁。 據調查，洋行職員一般都在職業與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對於國家和民族命運不大關心。在1925～1927年職員運動雖已有了先聲，許多外商企業的職員，在“五卅”運動中與工人階級合作進行罷工運動，但這一時期的上海職員，是在浩大的工人階級鬥爭中被號召參加這一民族革命的，其本身的革命自覺，實在是很薄弱的，朱邦興等，同前引書，第710、717頁。其成員也基本分散在各行業和各機構中，互不聯絡。及至抗戰前，一些行業隨著業務的發展逐漸集中了大批的職員，如金融業、百貨業等，這一變化有利於現代群體意識與階級意識的形成。尤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的經濟危機，使職員群體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就業難、保職難等問題使職員階層普遍感到苦悶與恐慌。1927年9月至1934年4月間，上海職業指導所進行的職業談話36491次，其中就業問題佔了70％，擇業問題佔15％，改業問題佔15％，因感覺謀生困難而來求指導者居大多數。在登記謀職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