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權利被一系列偶然因素剝奪了，而使這些因素起作用的正是我自己。
妞妞死後，我在報紙上讀到，上海那個十九歲的女孩已經順利地赴美國留學。
公共汽車上，一個雙目失明的青年男子站在車門口，微仰著臉，彷彿正在凝望遠方。儘管他的眼窩深陷，但是鼻樑輪廓端正，嘴唇線條細膩，神態十分高雅。雨兒示意我看他，悄聲讚道：“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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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後，我說：“妞妞要是能長他這麼大，一定也很美。”
雨兒忽然堅決地說：“不能讓她長大！”她提起做放療的那個穿粉紅色長裙的姑娘，接著說∶“妞妞長大了會比這姑娘更慘，她是個瞎子，完全不能自理。現在她小，有我們的愛護，長大了不定怎麼受欺負呢。”
在妞妞由生到死的整個過程中，雨兒所經歷的苦難決不比我少，但她的思路是一以貫之的，並不像我陷於反覆的猶豫和悔恨之中。
那麼，悔恨是否一種源於性格弱點的情感，而這種弱點在男人身上更為常見？
我確實發現，在面臨人生災難和重大抉擇的時刻，女人往往比男人理智。她們同樣悲痛難當，但她們能夠不讓感情矇蔽理智。這也許是因為，男人的理智是邏輯，與感情異質，容易在感情的衝擊下潰散；女人的理智是直覺，與感情同質，所以能夠在感情的洶湧中保持完好無損。
也許可以說，男人站得高些，視野寬些，所以容易瞻前顧後，追悔往事，憂慮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