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劉邦曾經問韓信：“你看我能帶多少兵？”韓信說：“陛下帶兵最多也不能超過十萬。”劉邦又問：“那麼你呢？”韓信說：“我是多多益善。”這樣的回答，劉邦怎麼能不耿耿於懷！
自以為有功便忘了上級，是討人嫌的，特別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自己的功勞自己不表白功勞也還在，而由自己表白出來，別人功勞放在哪？所以不合人情的捧場行義，是很危險的事情。
三國末期，西晉名將王浚於公元２８０年巧用火燒鐵索之計，滅掉了東吳。三國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結束，國家又重新歸於統一，王浚的歷史功勳是不可埋沒的。豈料王浚克敵制勝之日，竟是受讒遭誣之時，安東將軍王渾以不服從指揮為由，要求將他交司法部門論罪，接著又誣王浚攻入建康之後，大量搶劫吳宮的珍寶據為己有。
這不能不令功勳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懼。
可王浚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大臣所壓制，一再被彈劾，他憤憤不平，每次晉見皇帝，都一再陳述自己伐吳之戰中的種種辛苦，什麼不聽指揮和搶劫都是冤枉！幾次他越說越激動，不向皇帝辭別，便怏怏不樂地離開朝廷。他的一個親戚範通對他說：“足下的功勞可謂大了，可惜足下說話辦事失度，未能做到盡善盡美！”
王浚眼一瞪問：“這話什麼意思？”
範通推心置腹地說：“當足下凱旋歸來之日，應當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吳之事。從今天起你就說：‘是皇上的聖明，諸位將帥的努力，我有什麼功勞可誇的！’這樣，王渾能不慚愧嗎？”
王浚按照他的話去作了，讒言果然不止自息。
做事要考慮利害大小
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捨，如是，則常不失陷矣。
——《荀子·不苟》
可欲與可惡、利與害都是對立統一關係，只看到一面就是“偏”，所以要“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才能“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所謂“兼陳萬物”是說要看到問題的各個方面，然後“兼權熟計”，做出正確的判斷，不為各種矛盾現象迷惑。荀況要求看到事物正反兩個方面，再加以比較鑑別的方法，是合乎辯證法的。
一個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問題，遇事只看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顧它可能藏著危險，就會陷於“偏傷”，沒有不失敗的。商鞅變法，促成了秦國的強大，但他手段過於殘酷，只看到變法帶來的好處，看不到其中埋藏的禍患，最終連自己的命也葬送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下。
明代的于謙因對人太苛刻，做事好極端，違背中庸最後被人陷害。于謙至死都未明白中國大部分人所認同的為人為官之道。于謙的所作所為在後人看來是正義而高尚的，但在當時的人際環境中，他不僅難以被理解，反而成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謙的命運與明朝的兩次重大事件——土木之變和奪門之變緊密聯絡在一起。土木事變之後他成為英雄，舉國擁戴；而奪門事變則使他身敗名裂，命喪刑場。于謙一身正氣，可同僚們為何最終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變使明英宗淪為瓦剌軍隊的階下囚，整座京城岌岌可危。危難當頭，掌管兵部的于謙挺身而出，排除各種干擾，率領各方力量，頑強戰鬥，擊退了入侵的瓦剌軍。與此同時，他還同文武大臣一起擁立朱祁鈺稱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挾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領見到這種情景，被迫放歸英宗。
于謙不是功不可沒嗎？怎麼說他對人苛刻呢？接著往下看就明白了。文臣徐有貞，因在瓦剌軍隊進逼京師之時，率先提出“南遷”主張遭到于謙的嚴正駁斥，為此徐有貞經常遭到同事們譏笑，一直得不到升遷。他多次請求于謙舉薦，希望謀取國子監祭酒一職。于謙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認為徐有貞在危急關頭大唱“南遷”調子，造成極壞影響，不同意提升他。未能遂願的徐有貞非常懊惱，他怪責于謙從中作梗，影響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對於謙恨之入骨。
武將石亨掌管著京師駐軍的兵權，一開始雖因與瓦剌軍戰遭敗而被謫，但不久在於謙的保薦下，又官復原職，並在于謙的領導下，扭轉敗局，立下大功，被封為世侯。如此優厚的封賜使石亨受寵若驚，為了表達對於謙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請求封賞于謙的兒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于謙在朝廷上義正辭嚴地拒絕了，還指責他徇私。於是，石亨于謙，二人關係破裂，積怨日深。
由於處理事情不善於婉轉，說話直，不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