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這種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深厚蘊藏、表裡山河的自然陶冶有關，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山西商人能快速地開啟大局面，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成一種商業大氣候。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襯。其它商家借了鉅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便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裡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出，借出店為了照顧藉入店的自尊心，就讓它象徵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蘿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西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商業行為上也特別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匯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號，怎麼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如所周之，當時我國的金融信託事業並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託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業同行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主攻思想史上歷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只要經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嚴於管理。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地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透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力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歷史地來看，他們制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僱傭關係，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係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財東老闆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隨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字不小的高階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慼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佈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制定分號的報賬規則、分號職工的書信、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產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象樣的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拔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後的片面性，實際上，只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結構中還有脆弱的一面，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氨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