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冷僻處都標註著“衛生包乾”的名單，一一看去，大多姓喬，後輩們是前輩宅院的忠實清掃者；至於宅院的大牆之外，無數稱之為“喬家”的小店鋪、小攤販鱗次櫛比，在鉅商的腳下做著最小的買賣。
喬家，只是當年從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罷了。其它商家的後人又怎麼樣了呢？他們能約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風采嗎？
其實，這是一個超越家族範疇的共同歷史課題。這些年來，連我這個江南人也經常懸想：建立了“海內最富”奇蹟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歷史又從歷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號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生昌票號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著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意態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三
在一頁頁陳年的賬單報表間，我很難把他們切實抓住。能夠有把握作出判斷的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於自然條件優越，又不是由於祖輩的世襲遺贈。他們無一不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