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心為他人、為上司著想而遭至禍殃的人，那自然就更值得同情了。職位所致，無可奈何，一頭是大王，一頭是太子，我小人一個侍臣有什麼辦法？苦心斡旋卻兩頭受氣，真是何苦來著？——這樣的話語，從古到今我們聽到的還少嗎？
其七，小人必須用謠言製造氣氛，小人要借權力者之手或起鬨者之口來衛護自己，必須繪聲繪色地謊報“敵情”。費無忌謊報太子和太子的老師企圖謀反攻城的情報，便是引起以後巨大歷史災禍的直接誘因。說謊和造謠是小人的生存本能，但小人多數是有智力的，他們編造的謊言和謠言要取信於權勢和輿情，必須大體上合乎淺層邏輯，讓不習慣實證考察的人一聽就產生情緒反應。因此，小人的天賦，就在於能熟練地使謊言和謠言編制得合乎情理。他們是一群有本事誘使偉人和庸人全都深陷進謊言和謠言迷宮而不知回返的能工巧匠。
其八，小人最終控制不了局勢。小人精明而缺少遠見，因此他們在製造一個個具體的惡果時並沒有想到這些惡果最終組接起來將會釀發出一個什麼樣的結局。
當他們不斷挑唆權勢和輿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順著他們的意志在發展，而當權勢和輿情終於勃然而起揮灑暴力的時候，連他們也不能不瞠目結舌、騎虎難下了。
小人沒有大將風度，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但不幸的是，人們不會忘記他們這些全部災難的最初責任者。平心而論，當楚國一下子陷於鄰國攻伐而不得不長年以鐵血為生的時候，費無忌也已經束手無策，做不得什麼好事也做不得什麼壞事了。
但最終受極刑的仍然是他，司馬遷以巨大的厭惡使之遺臭萬年的也是他。小人的悲劇，正在於此。
三
解析一個費無忌，我們便約略觸控到了小人的一些行為特徵，但這對了解整個小人世界，還是遠遠不夠的。小人，還沒有被充分研究。
我理解我的同道，誰也不願往小人的世界深潛，因為這委實是一件氣悶乃至噁心的事。既然生活中避小人惟恐不遠，為何還要讓自己的筆去長時間地沾染他們了？
但是迴避顯然不是辦法。既然歷史上那麼多高貴的靈魂一直被這團陰影罩住而欲哭無淚，既然我們民族無數百姓被這堆汙濁毒害而造成整體素質的嚴重下降，既然中國在人文領域曾經有過的大量精雅構建都已被這個泥淖搞髒或沈埋，既然我們好不容易重新喚起的慷慨情懷一次次被這股陰風吹散，既然我們不僅從史冊上、而且還能在大街上和身邊經常看到這類人的面影，既然過去和今天的許多是非曲直還一直被這個角落的嘈雜所擾亂，既然我們不管白天還是黑夜只要一想起社會機體的這個部位就情緒沮喪，既然文明的力量在與這種勢力的較量中常常成不了勝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紀我們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還不能完全排除這樣的暗礁，既然人們都遇到了這個夢魘卻缺乏人來呼喊，既然呼喊幾下說不定能把夢魘暫時驅除一下，既然暫時的驅除有助於增強人們與這團陰影抗衡的信心，那麼，為什麼要回避呢？
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質量的畸形。這是一種帶有巨大歷史必然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值得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共同注意。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的充分呈現，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專制和社會下層的低劣群體的微妙結合。結合雙方雖然地位懸殊，卻互為需要，相輔相成，終於化合成一種獨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態方式。
封建人治專制隱密多變，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隱密又能適當地把隱密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適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裡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統治者的心緒和物慾洗刷成光潔的規範。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德。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上的小人實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一種體制性需要的填補和滿足。
《史記》中的〈酷吏列傳〉記述到漢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對人和氣，實際上壞得無可言說。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歡誰，就千方百計設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惡極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討厭，他也能判個無罪。他的一個門客覺得這樣做太過分了，他反詰道：“法律誰定的？無非是前代皇帝的話罷了，那麼，後代皇帝的話也是法律，哪裡還有什麼別的法律？”由此可見，杜周固然是糟踐社會秩序的宮廷小人，但他的邏輯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