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唔”，柳鶯鶯不高興了。
“銀河！和你說話，待搭不理的，怎麼啦？”
“不怎麼。”
“因為男人們去到底不方便，我說去看看老闆娘，你弟兄兩個都不同意。那是怎麼啦？”
“不怎麼。”
“不叫我去看，今早上你自己慌慌張張過去看，這又是怎麼啦？”
銀河又是一個“不怎麼。“
“大門裡你還邁著四方步給我演戲，一出門你是一路小跑十萬火急，你給我說，到底你是怎麼啦？”
“不怎麼。”
銀河三唔之後接著來了四個不怎麼。
柳鶯鶯上來，奪了銀河的茶杯子掐了銀河的煙。
“石銀河！你不用給我打馬虎眼！你心裡有什麼鬼？有什麼事瞞著我？”
銀河手上空了，嘴裡也空了：“我、我、我。”
柳鶯鶯說：“你不用支支吾吾。上我們柳樹灣，你是三不外帶四哼；今兒見了一回老闆娘，你回家來是三唔外帶四個不怎麼！這裡又有什麼說不出的東西。我柳鶯鶯看重你的不過是老實厚道，你要給我耍花屁股、藏藏掖掖、裝神弄鬼、使奸耍滑，我柳鶯鶯眼裡揉不得沙子！“銀河被點了穴，臉紅脖子粗：“我、我不能說！”
“不行！你得說！”
“我、我不敢說！”
“不行！你非得說！”
“我、不好意思說呀！”
“不行！今日就是今日，你說下大天來也得說！”
銀河一頭的汗，嘴唇又重又厚，終於“交代”了自己天大的秘密！
“鶯鶯，我石銀河對不起你！我和蘇彩花有問題！”
聽銀河吐了實話，剛才霹靂火暴的柳鶯鶯，軟軟坐在了床沿上。
千叮嚀、萬囑咐，到底還是出了事。真是怕什麼來什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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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手足的關注（1）
―《兄弟如手足》後記
即便在北京這樣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城，哪怕在上海那樣時髦新潮的當代都會，器宇軒昂操著標準京腔的北京人兒，以及小鳥依人說著寧波官話的阿拉上海人，上溯三代至多五代，誰個敢於斷然宣稱：自己的祖宗不是從農村來的、不是農民呢？輝煌數千載的農耕文明，曾經託舉起了長安、洛陽、杭州、汴梁那樣的大都會。封建時代法定的或者約定俗成的社會等級叫做“士農工商”，“耕讀傳家”向來是國人尊奉的理想生活模式。
農村，並不是什麼令人生畏的蠻荒之地；農民，並不是什麼低人一等的賤民。
城鄉，本來相互依存，水乳交融。方域地界相接，輻輳交錯；人員血脈相連，手足情誼。
然而，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由於人所共知的、或許是一般老百姓說不清的原因，農民，我們的衣食父母，社會地位墜落到二等公民乃至最低等級那樣的地位；農村，古今詩人吟唱田園牧歌的大好鄉野，成為上等人不屑一顧的地方，成為落後、愚昧、貧窮、骯髒這些詞彙的同義語。
我們的父老鄉親，幾乎只是在歌星們忸怩作態的煽情表演中受到虛擬的尊重。他們苦難的皺紋有如水土流失嚴重的深溝大壑，始終在貧困線上掙扎；他們緊抿的嘴巴好比干涸的古井，喑啞地仰望天空。農民，處於嚴重的失語狀態，除了忍受，就是沉默。農村，我們所有人的根，被割裂在國家的整體格局之外；那兒，緊挨著大大小小的城市，卻彷彿距離我們無限遙遠。
所謂“三農問題”的提出，是必然的。
我相信，除了極個別的分子，我們多數人，農民的兒子和農民的孫子，會天然關注農村――我們古老的家園，會由衷關注農民――我們的父兄。
長篇小說《兄弟如手足》，就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下進入了我的敘述過程。
我出生在太原。幸運的是，我小時候曾經被父母送回鄉下交由我的祖母看護。從兩歲到十二歲，整整十年。我成了一個地道的鄉下孩子；或者說，我被傳統文明、農耕文化滋養長大。
作為在中國文壇也還知名的小說家，我主要書寫農村題材的小說；我的文化之根從來沒有斷裂過。用城市的或者是當代的眼光來反顧農村生活，用全面的或者歷史的尺度來把握城市節奏，對我而言，一切都是那麼自然而然。當所謂“尋根文學”大行其道的時候，當評論家們為之大肆鼓吹、歡欣鼓舞的時候，我好像一個智慧的農民一樣，在一旁善意微笑，保持沉默。我以及我的作品始終不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