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姑姑有能力知道冰的厚度。巴伯父親的新神（理性）與舊神（全知、全能的擔保之神）沒有實質的差別，為生存提供擔保，只不過，提供擔保的能力和方式不同。 新神靠計算，舊神靠人不知的法力。 聖誕節前一天，小巴伯想要滑冰，他按照父親的教導開啟計算機詢問計算結果。計算機說：“I am ready。” 巴伯穿上父親給他的聖誕禮物——冰鞋，上了冰湖。正當巴伯歡快的時刻，湖上的冰破了，巴伯葬身湖底。 巴伯的父親走進教堂，看到聖母的眼淚。 基斯洛夫斯基要表明的不僅是一場理性與直觀的決鬥，而且是理性信仰的欠缺：“太過相信理性，當今的世界欠缺某種東西。” 偶在既是生存的可能性，也是生存的裂縫。在偶在的生存中，倫理自抉有各種可能性，就是沒有可能有一個保障個體人生命完整的依託。基斯洛夫斯基覺得，偶在中的選擇往往是個體人沒有出路的結果，所以他說自己是“專業的悲觀主義者”。 在海德格爾或薩特的自由決斷倫理中，有一種強力意志，儘管它被看作有欠缺的。無神論實存主義倫理學並不否認、反而強調個體人的有限性。不過，作為個體慾望的主體性意志自由的有限性代替了作為人的罪性，人自身的欠然就變成了人的自由的一種肯定效能力，有限性不再是無限性的反面，而是自由的無限性的形式，人身的有限性就成了人的一種命定的自由。對於薩特來說，這命定的自由就是“你自由決斷，你就存在”；對於海德格爾來說，這命定的自由不像薩特的自由決斷論那麼主體主義，它被說成是所謂存在的命運。正因為如此，海德格爾的自由決斷論有比薩特的自由決斷論更強有力的支撐。 然而，對於這兩種自由決斷論來說，是人身讓自己成為有欠缺的，而不是上帝讓人身成為有欠缺的，這樣，人自身的有限性就成了人的一種自由的命運。個人在倫理困境中的欠缺不過是早已知道自己有缺陷的人自身的本質特性，如此內在自由是從罪的有限性中轉移出來的無所依憑，因而也是無所承負的自由。 如果說基督信仰理解的罪的有限性是非自然的、精神性的，自由決斷論的有限性就是自然性的、非精神性的，惡也因此成為自然性的、與善沒有關聯的，甚至成為人的自由的本質了。惡與自由都是人自身的一種自然的本性，這是被放逐的本性，無所謂完美與欠缺的本性。如此倫理感覺是一種自在的生存感情、對偶在的生存裂傷沒有感覺能力的感情，作為自如感覺的這種自由是既自足又不自足的，其有限性的自由本身既是其不幸又是其幸福。用肯定性的語言說，其生命感覺超越了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如此內在自由不再像基督教的罪的自由那樣背靠著一個完滿的上帝的假定，把自身的本性上的欠缺變成了對自身完滿的肯定。 昆德拉的自由倫理是這種自由決斷倫理學的一個變種，它承認人自身的欠缺，承認人自身只是一個肉身的偶然存在，但樂於在自身的欠缺中沉醉，在既不知生又不知死的生存迷霧中找尋和選擇興奮的瞬間。在這種沉醉中由於並沒有真正的生存選擇，到頭來人只有讓自身沉入緩慢的興奮，而這興奮又恰恰是其唯一的選擇。 在基斯洛夫斯基那裡，選擇的自由只是人性脆弱的結果：人性的脆弱無法為自己的倫理抉擇提供自足的道德支撐，自由倫理不僅是艱難的，而且是欠然的自由。即便具有這既艱難又欠然的選擇自由的人，也無從推開自己的自由選擇的道德承負。 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仍然像基督教的罪的自由那樣背靠著一個完滿的上帝的假定： 罪惡的觀念和我們常稱之為上帝的這種抽象、絕對的權威密不可分。不過，對我而言，還有一種自覺的罪惡和前者的意義相同。通常，它源於我們的懦弱。我們不能抵抗誘惑：貪求更多的錢、逸樂，想擁有某個女人或某個男人，或想掌握更大權勢。……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活在對罪惡的恐懼之中？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它源於基督教的傳統，這個傳統和猶太教的傳統不盡相同。這也是我為什麼提出舊約及新約的上帝。我認為這樣的權威的確存在。有人說過：如果上帝不存在，人類也會創造一個上帝。但我不認為這個世上有絕對的正義這回事，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它。唯一的正義存在於我們心中的那桿秤上，而我們的秤非常微小。我們既卑微又不完美。 基斯洛夫斯基的上帝不像那個古老的猶太——基督教的上帝，他不提供擔保，既不能阻止薄冰不破裂，也不能預知薄冰在什麼時候破裂，他只是摟抱著如履薄冰的生存者。如履薄冰的生存者依靠的不是理性良知和擬人化的神去承負薄冰，而是在如履薄冰的生存中緊緊拉著上帝在與人同苦時向人伸出的手。新神（理性）與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