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為他安排好出逃計劃，儘管這在人民警察管制的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羅伯斯庇爾已經有過暗示，他會裝作不知道。可是，丹東已對生命的自然在體的自然權利完全絕望，他覺得，“死在斷頭臺也好，死於熱病或者老朽也好，又有什麼分別？”革命法庭要對他施以斷頭術；對他來說實在無所謂得很。他沒有慷慨赴義感，因為已經不存在一個什麼“義”——無論神之義還是人之義需要他的身體去就。所以，丹東覺得還是讓羅伯斯庇爾斬頭算了。丹東和門徒們一同臨刑時，有的門徒——比如拉克羅阿還 有些執迷，頗有慷慨就義的樣子，丹東最親密的門徒亥勞調侃說：“他還把自己的臭屍體當作培植自由的施了大糞的溫床呢！” 既然已經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而機器一旦開動起來，一時是停不下來的，要謝絕丹東的死已經不可能，羅伯斯庇爾只好打起精神，將丹東送上斷頭臺。 將丹東的臨刑心態與蘇格拉底和耶穌的臨刑心態加以對照，可以引發對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