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你們知道是誰用紅苕在養活你們嗎？，你們知道是誰把省下的糧食裝到你們的肚子裡嗎？……是我們貧下中農啊，是我們父老兄弟和父老鄉親啊！”緊跟著，公社書記看了一眼坐在旁邊的武裝部長的鄉秘書，那個面容清秀的小個子秘書這時竟然笑了笑。
“……可是，有人不願意看到我們國際國內的大好形勢啊！這些人不甘心作垂死的掙扎，到處煸風點火，把階級鬥爭搞到我們這裡來了，這個人是誰呢？！”公社書記微笑著，很長時間不置一語，將兩隻手按在桌沿上，轉來轉去地看著大家。
徐丫丫去了一趟茅房，再經過伙房時，她看見了被捆著的周渝生。周渝生被五花大綁扔在柴堆邊上，一匹亮瓦在天上的青色之中。周渝生還戴著那頂綠色的軍帽。周渝生被反捆著的身子捲縮在亮瓦下面。徐丫丫找到了案桌上的一把菜刀，周渝生睜大了眼剛想說啥，徐丫丫趕緊捂住了他的嘴，說：“渝生，趕快從房頂上跑吧！”一個身軀偉岸的武裝民兵，正持槍站在伙房外的茅房邊。周渝生被鬆了綁之後，竟在原地跳了幾下，然後順著伙房的柴堆爬上了亮瓦。徐丫丫看著周渝生鑽出了亮瓦的屋脊，轉身的同時被一支鋼槍牢牢地頂住。徐丫丫聽到了一聲冷笑：“今黑晚下你隨我來，啥子都不存在。”公社書記作完報告走進伙房的的影子，永遠是一個謎，公社書記作完報告到了柴屋，揚起他那張大手在武裝民兵的臉上紮紮實實來了一耳光。
五
1971年的酷暑八月，周渝生從報上得知了一個情況：省裡有一個記者團要到公社來訪問，順便還要到鄉下來走一走，看一看，而且還要從周渝生所在的生產隊經過。當天中午，周渝生收工後就到太魚公社去了，他先在小食店吃了飯，完了到供銷社去買了一桶油漆，又買了一把排筆，就是那種寫毛筆字的刷子。走到公社大院，周渝生四處看看，沒有發現有什麼招工組進駐公社，更沒看見省裡來的記者在公社伙食團吃飯。周渝生正要離開，卻被公社鄧秘書叫住了。鄧秘書是從哪個刺斜裡弒出來的，後來當了總經理的周渝生至今都不知道。
“周渝生——”鄧秘書是小個兒，聲氣卻很大。
周渝生站住了，他很少到公社來，面部表情有些尷尬。
“最近在幹啥子？”鄧秘書問。
鄧秘書這樣問是正確的，因為鄧秘書是公社一級的領導，周渝生作為一個下鄉知青應該如實彙報，周渝生回答說：“沒有幹啥子。”
“沒有幹啥子哈？”鄧秘書欲言又止，過了一會，又說：“有啥子情況可以給我們彙報啊！”
“要得。”周渝生首先自亂了分寸，說話都差點哆嗦，心頭想，該曉得不到公社來轉轉喲！
這天午後，周渝生回到生產隊心神不安了很久，躺在那張木頭大床上左思右想：他想，是不是公社發現了他投遞反革命信件的事，是不是曉得了與臺灣特務在丹山鎮聯絡的事，還有……可想來想去，周渝生都沒有想出可疑的事來，最後他否定了被公社列入黑名單的念頭。
等了三天，省裡的記者都沒有來，到了第四天周渝生從趕場回來的一個農民嘴裡得到了情況：來了，昨天下午才到的，明天在公社吃過飯後要到中和區採訪，而周渝生知青屋背後那條小路是必經之路。
下午三點左右，周渝生已經爬上了那座山約三十米的懸崖，他是從山上往下放的繩子，把自已掛在繩子上。公社一行人和省裡的記者來到這裡時，周渝生剛好把一行字寫完，正在完成一個驚歎號。太陽很大，火紅的太陽曬得青山綠水都沒有了生機，清早起來山路兩旁的露水早已不知扯到哪裡去了。田裡是收割了穀子的氣象，一樁樁的稻禾被鐮刀割得整整齊齊的。路邊的雜草在太陽底下薄薄地鋪了一層，蔫蔫的。記者和公社書記走到山崖下，遠遠地望見一個人掛在半山腰上，都停下了腳，公社書記問隨行的鄧秘書：“山上吊著的那個人是不是知青？是哪個生產隊的？”
鄧秘書忙把大隊支書叫過來，問：“是不是你們大隊的知青？“”
大隊支書趕緊說：“大隊幾十個知青，這要問問他們隊長？”
隊長姓周，三十多歲，馬上跑到跟前朝上望了望，說：“是的，就是我們生產隊的那個周渝生！”
公社書記發火了：“太不像話了，把這個人叫下來，捆起送到公社去！”
十來分鐘時間，來了幾個基幹民兵，持槍對著周渝生，在懸崖下喝道：“下來——聽到沒有？！再不下來，我們就開槍了！”
周渝生的腰桿上用一根皮帶掛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