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正在廣州的他，急急地被用飛機送回北京。出了機場，他乘轎車直奔北京醫院，住進新蓋的北樓高幹病房。
自知不起，董必武對守在身邊的夫人何芝蓮嘆道：“我這部機器的零件看來已經老了，怕運轉正常很困難了。”
半個多月之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哀樂。播音員以沉痛的語調宣佈不幸的訊息：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晨七時五十八分，與世長辭。……”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之中，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從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唯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
董必武走過了漫長的歷史之路：
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他是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委執行委員。
國共合作時期，他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他曾作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代表，出席國民黨“二大”，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的摯友李漢俊、詹大悲慘死於武漢。董必武成為蔣介石、汪精衛追捕的目標。在袁範宇弟兄的幫助下，在那月黑風高的時刻，他化裝成水手從武漢乘船到上海，前往日本。他剛剛離去，他在武漢的寓所便被查抄，外甥張培鑫被殺害。
在日本，董必武與林伯渠、劉伯垂會合。半年之後，他由海參崴來到莫斯科，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特別班的學生。他的同學之中，有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何叔衡、葉劍英等。此後，他又轉入列寧學院學習。已經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以“老學生”的姿態孜孜於學習之中。
一九三二年三月，董必武離開莫斯科，秘密回國。經過漫長的旅行，他在中秋節到達江西“紅都”瑞金。從此，他一直與毛澤東共事。
他的最初的職務是紅軍大學上級幹部隊政委。不久，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長、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兼最高法院院長。
難能可貴的是，當他年近半百之時，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
來到延安之後，他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長。在一九三八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增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董必武兩度成為新聞人物：
一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了中國代表團，飛往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他在《聯合國憲章》上籤了字。
二是他從美國回來，便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在團長周恩來率領下，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董必武任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擔任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第七至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文革”中，這位中國共產黨元老遭到林彪、江青集團的排斥、迫害。一九六八年春末夏初，他不得不遷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個院子裡。
他和朱德、陳毅等，被加上可怕的莫須有的罪名：所謂“另組中國馬列共產黨”、“裡通外國”……
一九六九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廣州。
終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覆滅於蒙古溫都爾汗。
董必武欣然命筆，賦詩一首：
盜名欺世小爬蟲，
以假亂真變色龍。
日照原形終必露，
巋然牯嶺孰能衝。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雖然已九十高齡，又身患重病，但董必武還是堅持出席了會議。他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重大的國事活動。
董必武與毛澤東自始至終有著很好的友情。毛澤東總是稱他為“董老”。
第八部分：錘鍊毛澤東離席震撼世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反反覆覆播送“下午三時有重要廣播”，人們便眾說紛紜，猜測著即將釋出的是什麼重大新聞。
下午三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哀樂，用低緩的聲調宣告：
“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