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紀律渙散導致的惡果，孫子說這些都是“將之過也”。
自革命戰爭年代起，中國共產黨就相當重視軍隊的紀律建設。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毛澤東等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為中國工農紅軍制訂的紀律，其具體內容在不同時候和不同部
隊略有出入。
在紅軍初創時期，就已提出部隊對待群眾要說話和氣，買賣
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罵人。
1928年春工農紅軍在井岡山的時候，規定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
1928年夏提出了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192９年以後，毛澤東又將三大紀律中的“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後來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對於六項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內容，從而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這些紀律，曾經是紅軍以及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對於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係、團結人民群眾和確立人民軍隊對待俘虜的正確政策，都起了偉大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用近乎苛刻的標準向士兵灌輸遵守紀律的觀念，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於紀律建設的認識，已上升到組織建設的一個很高的高度。
1。紀律告訴每個人應該做什麼和應該怎麼做。
有些工作需要這種監督，但是總體而言，組織需要的是那些有自覺性的人，不必對他的一舉一動都進行嚴密的監督，所以紀律就要發揮作用了。
紀律使組織的行為標準化。它囊括了行為的所有含義：行為本身的意義、有哪些任務、任務本身的含義，以及違反紀律會得到什麼懲罰。紀律能使士兵有效地進行自我管理，按照標準執行命令、完成戰鬥任務，取得勝利。
在進入北京城之前，毛澤東對革命勝利後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新問題新考驗，毛澤東是有清醒認識和充分準備的。他說：我們這是在進京趕考，絕不做第二個李自成。
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敲響警鐘：“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他提醒全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
他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些話語，語重心長、字字珠璣，成為共產黨人防微杜漸、抵制腐化的座右銘之一。
為了防止黨內驕傲自滿，脫離群眾和突出個人的現象的發生，七屆二中全會採取了以下防範措施：不給黨的領導者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不要把中國同志與馬恩列斯並列。這“六不規定”，為新中國的清新之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紀律保證了思想工作的有序進行。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軍隊中一度存在著的某些幹部、戰士組織紀律性差，官兵關係緊張的狀況，把思想教育和執行嚴格的組織紀律結合起來，認為對於思想性質的問題，主要應該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壓服的方法去解決。同時，人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學習和有秩序的生活，又要有必要的紀律和制度，因為紀律是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保證，“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
3。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第四章 紀律監督提升組織戰鬥力（2）
1948年遼瀋戰役前夕，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譚政召集參加攻打錦州城的各個縱隊的政委、主任開戰前政治工作會議。羅
榮桓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是在一所莊稼院裡召開的，院內栽種
許多蘋果樹。會上譚政傳達了中央關於這一戰役的戰略方針，要求各個部隊搞好協調工作，做到不爭功，不爭勝利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嚴格執行入城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