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奧布拉克的法國人，當亨利·基辛格表示願意和華盛頓商討此事時他也要參與進來。現在亨利·基辛格想徵求我們的意見，看如何答覆他們。
我打電話給約翰·T·麥克諾頓，問他們對這個電報採取了什麼行動，他說沒有。
我問他認為應該怎樣做。
“你怎樣想？”他謹慎地回答。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我說。
“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嘗試去開啟談判的大門，但都沒有結果。這很可能又是一個夭折的紀錄。”他說：“不過，既然沒有什麼風險，我們何必不試試呢？”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告訴他：我會帶著這個電報去參加星期四與迪安·臘斯克和總統的午餐會。
當我在第二天的午餐會上提出這個問題時，迪安·臘斯克和總統都說：“噢，鮑勃，這是又一個死衚衕，我們以前碰到過多次了，忘了它吧。”他們這樣想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儘管這種事很明顯屬於國務卿的工作範圍，我最終還是說服他們讓我來處理。我向他們保證我將以某種適當的方式來進行，不會使美國政府感到難堪。
然後，我開始與亨利·基辛格進行了一系列的商談。第一步，我先得查清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的背景。調查的結果是：雷蒙德·奧布拉克是一個左翼社會主義者，馬爾科維奇是個科學家。幾個星期之後，奧布拉克顯示出他政治上的精明，他是胡志明的老朋友。胡一九四六年在巴黎與法國人談判時，曾住在雷蒙德·奧布拉克的家裡，並且他還是雷蒙德·奧布拉克女兒的教父。
與此同時，我徵求了亨利·基辛格的意見，詢問他我們應怎樣著手工作。他表現得極為傑出，在與北越接觸和對他們所提建議如何反應等問題上，他都為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意見。此外，他還證明了他是雙方資訊準確的傳達者。
七月上旬，我們的工作已到了關鍵時刻。當時我確信應讓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去河內，我們要求他們重新向河內提出方案A和方案B。根據這兩個方案，如果北越做出採取相應行動的許諾，美國將暫停或終止轟炸。
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於七月二十一日到達河內。胡正在生病但同意見他的老朋友奧布拉克，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隨後會見了北越總理范文同並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當他們提出停炸方案時，北越總理說：“我們要求無條件地停止轟炸，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和談將不會存在其它的障礙。”他表示願意保持這個渠道，並建議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透過北越駐法國的總領事梅文蒲（音譯）向他傳遞進一步的訊息。
當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在河內時，我抽出時間去照顧瑪格麗特。她的潰瘍病越來越嚴重，看起來需要手術治療。手術於七月上旬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院進行，術後瑪格麗特非常虛弱並經受著巨痛的折磨。為此，我們決定去懷俄明度假，瑪格麗特、克雷格和我乘飛機到達座落在洛基山脈特頓山腳下的傑克遜水灣邊。這裡是世界上最壯觀的地區之一。在那裡，瑪格麗特在一個小旅店休養，克雷格和我去攀登大特頓山，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其它兩支父子登山隊，一隊由我的軍事助理斯坦利·裡索帶領，另一隊的隊長是格倫·埃克薩姆，他曾在三十年前率領過我們的登山隊。精疲力盡的體力活動，奇偉壯麗的群山，征服險阻而帶來的滿足感，以及在這種情況下把人們緊緊連在一起的同甘共苦的友情，所有這些使我們度過了一個無比美好的假期。
登山結束後，我們租了一輛車，在後座上為瑪格麗特裝了一個床，然後一路駛向科羅拉多州的阿斯彭。我們渴望看一看在大雪村附近我們那幢別墅，它正在建造中——我們想察看一下反戰示威者對它進行了多大程度的破壞，他們曾有兩次想燒燬這幢房子。破壞不是很嚴重，但我們仍很擔心，因為那些縱火犯費盡心機要燒掉它。在後來的幾年裡聯邦調查局也經常報告有人企圖這樣做。例如，在帕蒂·赫斯特以“共生解放軍”的罪名在一九七○年被逮捕時，聯邦調查局在該組織伯克利的一個車庫的地板上，發現了破壞我們雪村別墅的計劃。別墅的每一個臥室都清楚地標上了居住者的名字。一天下午，在阿斯彭附近的群山中進行了一次遠足後，我們返回駐地。克雷格和我發現我們租的那幢房子被一群喊叫著的示威者包圍著。我們趕快避開了他們的視線。在這次意外事件後，我們結束了度假回到華盛頓。
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