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的、以學術文化為基礎的豪門世家不但能夠延續千年；還能始終影響甚至決定著中土命運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興貴族和低等世家與這些超級豪門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時；這也是中土統一後中央集權制度改革最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記載歷史以來；中土的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學術理論；尤其自漢以後；政治制度與儒學理論的相輔相成就已經成為一種難以違背的天道法則。
漢武帝實施集權；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學則以“大一統”、“天人感應”和“以德治國”等新思想為漢武帝的中央集權“保駕護航”。然而；自魏晉以來；中土陷入長達四百餘年的分裂和戰亂；王朝更迭就如走馬燈一般迅速；門閥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權制；董仲舒的新儒學也失去了“市場”；中土文化進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時期。在這種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統；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統；政治制度的大一統；還是就是與政治制度相適應的學術理論的大一統。
現在；先帝、聖主還有他們的志同道合者；統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後是實施政治制度改革；試圖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統；以中央集權制代替門閥士族制度；但依照歷史經驗；若想完成中央集權制度改革；必須同時進行文化大一統；也就是重建與中央集權制相適應的以“君權神授”、“天命論”為基礎的儒家學術理論。
然而；今天這個時代；不是獨尊儒術的時代；也不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時代；更嚴重的是；在三教相爭中；外來的佛家佔據了相當大的優勢；同源同流的儒道兩家聯手都未能擊敗對手；反而被對手打得節節敗退。
當然了；隨著中土疆域的大一統；隨著政治制度大一統的明朗化；隨著“大一統”改革的步伐越來越快；文化“大一統”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適者生存；凡順應潮流者必將生存；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則；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適應時代；適應“大一統”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為外來者；有著天生的劣勢；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發展起來；與中土近四百餘年的亂世有著直接關係；而它對中土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瘋狂的滲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興衰；也嚴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發展；矛盾衝突在所難免；於是便有了歷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滅佛”運動。佛家吸取了教訓丨為了生存發展；主動改革；不但在內部進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動配合政治上的需要；還在外部進行融合；在詮釋佛家經義的時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義；甚至不惜代價篡改經文。
道教在三教中的實力排在最後；尤其北教；就是活躍在關隴的樓觀道；同樣在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中慘遭滅頂之災；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援；發展很快；但面對“大一統”的新時代；南北兩教也開始了互相融合；還主動吸收佛教教義；取長補短；竭盡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其文化便成為中土的正統文化；其思想便成為中土的正統思想；由此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深刻影響著社會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而自魏晉之後；佔統治地位的今文經學陷入絕路；古文經學迅速崛起；並逐漸成為治國之本；所以外來佛教的發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來自山東的以古文經學世代傳承的豪門世家。
儒學是處世治國之學；佛教是出世離俗之教；二者是對立的；但佛教勸世人慈悲愛施；普渡眾生；這與儒家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仁愛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兩者有調和之處；這也是中土貴族官僚在研習儒學的同時；非常虔誠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為大量的貴族官僚們在政治上支援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兩次毀滅性的打擊；但依舊蓬勃發展的原因所在。
在中土文化“大一統”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道佛三家辯論。
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先帝召集儒、佛、道三教代表辯論《老子化胡經》之真偽。儒方代表是蘇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彥琮；道教是道士張賓。
大業三年（公元uu7年）；在智藏寺又進行了一次三教公開辯論；這次是關於理論、教義的辯論。這場辯論由始平令楊宏主持；道教是道士餘永通；佛教是僧人慧淨。
由這兩次辯論可以看出；以古文經學理論為主的儒家為維持自己治國之本的地位；聯合道教；對嚴重威脅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