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他的職責所在；也是他身為皇族的使命所在；正因為如此；楊恭仁的突然“復出”也就富含了太多的政治意義；兩京大大小小的政治勢力會做出各種各樣的解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楊恭仁的復出必將牢固越王楊侗的地位；維護和增加越王楊侗的權威；這顯然有助於處理當前的東都危機。
然而；從皇統之爭的角度來說；楊恭仁此刻的“復出”；某種意義上可以解讀為“站隊”；而以楊恭仁在宗室中的地位和權勢；他在新一輪的皇統之爭中早早“站隊”；影響很大；這種影響又會造成兩種結果；一種是有利於越王楊侗；一種是不利於楊恭仁本人。所以從楊恭仁的立場來說；他也很矛盾；不“復出”可能陷東都於崩潰之危；而“復出”了則有可能陷自己於萬丈深淵。
崔賾冷冷地看了鄭元壽一眼；“你這是明知故問。”
鄭元壽的確在明知故問。觀國公楊恭仁若想最大程度的從自己的“復出”中剔除掉“站隊”這一不利解讀；秦王楊浩就必須先回京。秦王楊浩的資歷、威望、權勢都不足以幫助越王楊侗鞏固和加強自身的地位；但他的回京可以在政治上解讀為；危急時刻宗師力量齊心協力共保國祚；這樣一來觀國公楊恭仁的“復出”最起碼在宗室和在聖主的眼裡不至於被直接解讀為“站隊”。如此簡單的手段；以k元壽的政治經驗；怎會看不出來？
“風險很大。”鄭元壽嘆道。
“你對觀公沒信心？”
“某對觀公有信心；但某對觀公的敵人更有信心。”
崔賾頓時啞然。
。。。
第四百二十章 唱了一出雙簧
鄭元壽妥協了。崔賾的計策已經得到了越王楊侗的許可；武賁郎將高都公李公挺也積極支援；更重要的是；觀國公楊恭仁願意在東都危難之刻不計後果的挺身而出；而楊恭仁是目下宗室政治集團中唯一有資格扛“大旗”的人；鄭元壽無意得罪這樣一位炙手可熱的顯貴；更不敢冒著得罪越王和宗室的風險陷滎陽鄭氏於危局。
天亮了；越王楊侗召集東都留守樊子蓋、越王府長史崔賾、太府卿元文都、左監門郎將獨孤盛、右候衛將軍鄭元壽和河南贊務裴弘策；；還有剛剛從洛水前線返回報奏軍情的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共商對策。幾位政界大佬聯手向衛府施壓；而軍方兩位大佬在戰事不利；京畿防線已被叛軍突破的惡劣局面下；十分被動；禁衛軍統帥獨孤盛自覺面上無光；言辭頗為激烈；指責右驍衛將軍李渾和右候衛將軍鄭元壽翫忽職守、處置失當；辜負了聖主的信任；應當對當前危局承擔主要責任；並即刻集結衛府精銳擊敗叛賊；化解東都危機；穩定京畿局勢。
這話聽上去很“悅耳”；但實際上獨孤盛擺明了就是維護軍方利益。何謂承擔主要責任？既然有主要責任；那就有次要責任；次要責任是什麼？誰來承擔次要責任？軍方不檢討自己的錯誤；不即刻改正錯誤；反而推卸責任；要讓幾位政界大佬分擔罪責；豈有此理。
樊子蓋率先發難；打著越王的大旗；藉著維護越王之名；嚴厲而堅決地痛斥衛府；把所有罪責一股腦兒全部推給了軍方；並揚言要奏報聖主和行宮；要彈劾李渾和鄭元壽。
軍方一聽就知道樊子蓋迫於壓力不得不向衛府讓步；畢竟在東都安危這一前提下；留守東都的軍政大員們利益一致；如果東都出了大事；影響到了國內穩定；影響到了二次東征；所有留守大員都要承擔責任；誰也跑不掉。樊子蓋之所以焦慮；原因就在如此；實際上東都如果出了大事他的責任最大；最起碼證明他政治智慧不夠；能力有限；沒有完成自己所肩負的使命；所以樊子蓋只能以向聖主和行宮隱瞞真相來換取軍方的妥協；緩解雙方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並給軍方以足夠的時間擊敗叛賊；讓他們把自己捅出的“簍子”給堵上；然後各取其利皆大歡喜。
鄭元壽終於鬆了口；願意調整京畿西、北兩個方向的衛戍部署；首先把駐防西苑衛戍慈澗道的武賁郎將李公挺部；換防到邙山；在確保京畿北部防線的情況下；適當給京畿東部防線以支援；如此一來河陽都尉府的衛戍重壓就有所減輕；河陽都尉秦王楊浩就能調派更多軍隊衛戍永濟渠；以此來緩解禮部尚書楊玄感在黎陽方向所承受的衛戍重壓；讓楊玄感可以集中力量對付來自大河對岸白髮賊的侵掠。接著從函谷關以西調軍至西苑；隨時給東都以支援。或許是為了投桃報李；也或許是為了“反制”崔賾之策；鄭元壽竟罕見的接受了樊子蓋的建議；把遠在三百餘里之外衛戍弘農宮的武賁郎將周仲；調回西苑駐防。
無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