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本質的聯絡。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的設定是每個治療師共同擁有的，再增加一些設定，也許更多地與治療師個人風格有關，而與治療的原則少有關係。比如在治療室裡是擺幾個活生生的盆景還是掛幾幅現代派的繪畫，完全是治療師個人的事情；雖然不同的飾物可以使來訪者對治療師產生不同的移情反應，例如從懸掛的現代派繪畫聯想到治療師可能是一個開放性格的人，但這樣的移情畢竟是中性的，不太可能形成有礙分析的阻抗（Resistance）。
但是，由於語言是精神動力學取向的心理治療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具，所以使用方言還是使用普通話，就不僅僅是設定數量上的多少的問題了，而是關係到重要設定內容的變與不變了。
在場所、時間和付費標準上的設定，已經足以形成一個規範的治療場景。如果治療師再使用標準的普通話，則會使治療的場景更加規範一些。由此導致的來訪者的移情反應，基本上是正性的。因為幾乎所有的人對普通話都有一個共同的移情，就是說普通話意味著正規、嚴肅甚至高雅。武漢的地方電臺和電視臺有時會播放一些方言節目。地道的武漢人都認為，武漢話在這些情形下聽起來很醜、很“土”。正規的場合必須說普通話，這樣的觀點已經成為漢民族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了。心理治療無疑地就應該是這樣一個正規的場合，心理治療師也應該是這樣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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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治療師使用方言，情形就可能恰好相反。首先，在語言這樣一個重要內容之上，沒有附加一個設定。其直接的結果是，治療關係之間少了一個可以緩衝強烈移情的地帶。對一般的來訪者，這也許不足以構成問題，但對於類似邊緣性人格障礙的來訪者，則可以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們的強烈的或正性或負性的移情可以以他們駕輕就熟的方式毫無阻礙地朝治療師傾洩，從而造成分析上的阻抗。其次，由於對方言的共通的負性移情，例如認為使用方言意味著不正規、不嚴肅甚至不高雅等，也可以給治療師對更重要的移情內容的分析造成困難。第三，好的治療效果的特徵之一是，治療師以一個更好的超我形象內化到來訪者的人格結構之中，顯然地，說標準普通話的治療師比說方言的治療師的形象要更象一個“好的” 超我一些。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精神動力學取向的心理治療中，治療師使用普通話比使用方言更有利於形成正情移情，也有利於消除或者減弱強烈的移情性阻抗。這是一種非常理想的雙向作用效果。
這裡有一個例子可以幫助理解上面所說的雙向作用。在這個例子中，我們把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差異變成普通話與英語之間的差異。因為英語是公認的世界語，與之相比，漢語普通話類似於方言。在中國的治療室裡使用英語所產生的正性移情類似於在使用方言的地區使用普通話。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說中國話比說英語會產生更多的負性移情。在這個例子中，來訪者是一位二十五歲的大學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女性，未婚。在十餘次的治療中，我們經常用英語談及一些事件。相對而言，她比我更喜歡使用英語一些。我直覺地感到，雖然我的英語不及她好，但她還是對我會說一點英語這一點很有好感，也就是說因此產生了正性移情。後來她對我產生了強烈的戀愛性移情，相信這與我會英語有一點關係，雖然關係也絕對不可能太大。在她表達這種強烈的移情時，她是用英語說的：I am falling in love with my doctor。很顯然，雖然意思一樣，但她使用英語表達跟使用漢語比較，在她和我心理上引起的感受的強度有著極大的差異。英語作為一種有別於日常生活用語的特殊表達方式，為削弱強烈的移情性阻抗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緩衝帶。或者換句話說，她雖然感受得很強烈，但表達得卻很“優雅” ，我也可以承受得很“優雅”。 這種“優雅”不僅僅只有形式上的意義，而應該還會使她的情感處於一種安全的、可高可低和可進可退的靈活狀態，並且為她後來接受“這種愛情只是一種移情”的分析結果同時又不損害自尊提供了一個機會。後來在把戀愛性移情作為阻抗分析時，英語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具體地說就是，這樣一種非自然的、具有特殊設定特點的語言作為一種工具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分析強烈移情所可能造成的對治療關係的傷害。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情形，就是治療師雖然說普通話，但是說得並不標準。這自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負性移情。在幾乎所有說方言的地區，都有一些近於惡毒的笑話和故事嘲笑那些普通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