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一份精美的禮物……結果，卡普芬格把事辦成了，是從施特勞斯那兒——他以國防部長的名義給普芬格寫了一封推薦信。在信中，德國的國防部長請美國的國防部長托馬斯·S·蓋茨為FIBAG公司說話。 對於這樣的事情，如果徹底地找一找，人們當時是否也能在每個其他的政治家那兒找到類似的問題呢？施特勞斯在整個那個時代具有典型性嗎？不管怎樣，施特勞斯都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和傷害，那時產生了一種情結，使他毫不畏懼地把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並把自己受的“迫害”和德國猶太人的命運相提並論。瑪麗安娜忍受著這些“誹謗”。她的丈夫，“整個國家受到‘誹謗’最多的政治家”，不斷地處在“彈道”之上。暫時不要去看電影，也不能進餐館。她做過形象的解釋：“就像處在噪聲之中。人們即使以後聽不見它，但一段時間以後，人們就會因此而病倒。”他們的整個家庭幾年、甚至幾十年之久生活在這種“噪聲”中，那會出現什麼樣的病症呢？1962年秋天，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進行了回擊。
10月26日，警察佔領了《明鏡》週刊的辦公室，沒收了成噸的材料，查封了編輯部，藉口是據說《明鏡》週刊9月份的一篇文章《有條件的戰備》洩漏了軍事機密。奧格施泰恩被待審拘留100天。應施特勞斯的要求，編輯康拉德·阿赫勒斯在他的度假地託赫莫利諾斯被法國警方逮捕。施特勞斯公開解釋說，他和整個事件沒有關係，這並不是報復行為。但在聯邦議院持續三天多的辯論中，他越來越多地陷入了自相矛盾。阿登納試圖保護他，他大聲對反對黨說：“你們損害了德國的利益！”他認為，奧格施泰恩只是出於最低階的動機，就是“為了賺錢”，但如果人們支援《明鏡》“洩漏軍事機密事件”的話，則是面臨“賣國賊的墮落”。在很多城市，被激怒的人們抗議這次對《明鏡》的行動，他們高喊：“《明鏡》死了，自由死了！”陷入了謊言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施特勞斯也欺騙了議會。這成了他最根本的錯誤，阿登納不得不讓他下臺。聖誕節的前幾天，這位國防部長在聯邦國防軍一次盛大的晚點名儀式中告別了他的職位。阿登納安慰他說：“磨難造就男人。”在這場施特勞斯蓄意製造的國家專制中，《明鏡》週刊差一點在經濟上破產。但此後雜誌的發行量卻翻了三倍，並且奧格施泰因一躍成為世界新聞界的巨星之一。
30年後，人們在阿登納的私人檔案裡發現了一封施特勞斯1962年11月19日寫給他的信。從中可以看出，這位總理在任何時候對施特勞斯反對《明鏡》週刊的所有細節都一清二楚——並且是贊同的。這封信件公開證明，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從根本上只是另一個人的玩偶，一個更加狡猾的傢伙就是：康拉德·阿登納。但在聯邦議院，他卻裝作完全不知情。這兩個政治家在議會的講臺上唱了出雙簧：兩個偉大的謊言家進行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決鬥，一場盛大的表演。阿登納是知情者，這至少可以減輕施特勞斯的部分責任，但施特勞斯對這一點始終保持著沉默。施特勞斯這一跤跌得很重，他從非常高的位置掉了下來。“我有意把刊登了有關他辭去部長職務的惡意評論的報紙都藏了起來。因為辭職對他的打擊遠比他對外界表露出的要沉重得多。”瑪利安娜·施特勞斯後來承認說。此時，弗朗茨·約瑟夫和瑪利安娜退回到能保證他們安全的地方，回到因河邊洛特的那所老修道院、茨維克納格爾家族的房子裡。他頭一次好好地照顧起他的三個孩子，馬克斯·約瑟夫、弗朗茨·格奧爾格和莫尼卡。他們那時候最小的一歲，最大的四歲。他許諾瑪麗安娜，每個月至少要有一個星期天留給家裡，後來他也信守了這個諾言——“著名的家庭星期天。”瑪麗安娜的妹妹布里吉特回憶說。整個村子都非常尊重他。人們很樂意把他當作鄰居。但他仍然是“那個施特勞斯”，一個特別不平凡並且現在還有影響力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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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安娜和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5）
在這樣敬畏的尊重中是不可能產生友誼的。作為“小瑪麗安娜”的丈夫，他屬於茨維克納格爾這個百年來在洛特占主導地位的家族，這裡差不多所有的一切都屬於這個家族。瑪麗安娜的曾祖父1850年買下了這座已經移作俗用的修道院巨大的建築群，它和教堂一起醒目地聳立在這個地方，包括啤酒廠、餐館、老宴會廳以及住宅和服務樓。在瑪麗安娜出生前不久，她的父親，馬克斯·茨維克納格爾博士接手經營。那時，大約有70個人為他工作。茨維克納格爾是後來興起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十分重要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