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即使在民主德國後來出現批判斯大林聲音的時候，他們兩人也從來沒有和斯大林劃清界限。被納粹迫害和堅定不移信仰蘇聯的經歷也許要比最初的相愛和權力的吸引力更加緊密地將兩人結合在一起。“對於一個來自反法西斯的家庭的人來說，一個更好的社會制度意味著人道主義。而瑪戈特·昂納克將人道主義定義為社會主義，”她一個多年的同事，戈爾特·威爾姆斯這樣描述年輕的瑪戈特的理想。漢斯·莫德羅，後來的民主德國總理，他的看法也很相似，“用埃裡希·昂納克的話來說，他想用社會主義來消除兩人在他們的童年時代所經歷的貧窮、壓迫和迫害。”但面對令人不快的現實，他們又共同閉上了眼睛。當埃裡希和瑪戈特·昂納克隨著權力的增長不斷扭曲自己的理想時，他們誰也沒有提醒對方要掌握好分寸。
不管怎樣，共同的理想、相互的好感，以及從開始就必須共同面對來自外界的攻擊，這些都是促成埃裡希·昂納克和瑪戈特·費斯特的因素。他們在給斯大林拜壽的莫斯科之行時發生的關係當然沒法掩蓋——並且壓力來了：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把埃裡希·昂納克和他的妻子艾迪特·鮑曼送到多爾尼茨湖畔的一所統一社會黨療養院“短期休假”，讓他們和解，並且還用黨內的一系列後果來威脅昂納克。但一切都無濟於事，昂納克仍然和瑪戈特·費斯特保持聯絡。他的妻子於是用一封充滿絕望的信求助於烏布利希，並請他再次干預：“我只是想向你簡短地彙報一下我們‘度假’的結果。這是一次療養，瓦爾特，卻是一次痛苦的療養……他自責，感到絕望：沒有了黨的工作他就無法活下去。多年以來，他像牲口一樣在德國自由青年聯盟工作，現在就這麼不體面地離開，他輕易地把一切都毀了：黨的信任，他和我的關係。他知道，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的內心遭受著折磨，儘管他曾經努力像其他人那樣去處理這件事，但他再也離不開那個小姑娘了。此外我還聽說，她已經三次殘酷地提出讓他和我分開……如果還有一條出路的話，那麼只有這樣，把（瑪戈特·費斯特）——因為埃裡希目前還沒有退出青年工作——從青年工作中排除出去，讓她回到薩克森…安哈爾特……”然而瑪戈特·費斯特在黨內也有反對把她調走的說情者，其中就有威廉·皮克。
1949年，在他當選民主德國國家主席時，年輕的瑪戈特就已經引起了他的注意，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當時她作為人民議院最年輕的議員為他獻上了一束鮮花作為祝賀。她崇拜年邁的皮克，並把他和德國第一個工農政權的建立聯絡在一起。因為獻花，她也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被媒體所關注，是她上升之路的一塊里程碑。反過來，皮克也很疼愛這個年輕的後起之秀。現在他伸出了對瑪戈特·費斯特和埃裡希·昂納克兩人的保護之手。但是，在統一社會黨內還有足夠多的反對者，首先是埃裡希·昂納克的競爭者，他們盡力想透過道德的壓力淘汰掉一個令人不快的黨內同志。然而，埃裡希·昂納克頂住了壓力，他確信，瑪戈特是他做出的正確選擇。當然，黨組織不可能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來對待此事。埃裡希·昂納克的妻子艾迪特·鮑曼在丈夫和瑪戈特·費斯特的關係開始不久後生下了他們的女兒埃裡卡。可以理解，現在她絕對不願意輕輕鬆鬆地就把地盤讓給競爭者。她一再求助於瓦爾特·烏布利希，懇求他說句權威的話。但黨組織猶豫不決。埃裡希·昂納克在此期間同艾迪特·鮑曼分居了幾年，而他和瑪戈特·費斯特的關係也不是毫無結果，1952年12月1日，埃裡希·昂納克第二次作了父親，女兒索尼亞降生了。
這一切都是在一個並不算自由的黨的眼皮底下發生的。為了分開昂納克和費斯特這兩個禍端，瑪戈特·費斯特在1953年9月被送到莫斯科的科穆索莫爾高等學校學習一年。她不得不把女兒索尼亞留在柏林。和愛人以及女兒分離讓她非常為難。當時在人民###工作的哈拉德·威瑟爾認為，這次由黨組織安排的暫時的分離並不僅僅是對這兩個在道德上越軌的男女的警告。它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瑪戈特·費斯特被停止她少先隊領導人的職務，不得不去莫斯科，而埃裡希·昂納克之後不久也丟掉了德國自由青年聯盟主席的職位，這是作為對兩人在1953年6月17日事件中表現的懲罰措施。在統一社會黨的眼裡，埃裡希·昂納克對鎮壓這次工人起義不力負有連帶責任。而且，當時的總理格羅特沃希望用一個能力強、經驗豐富的同志來代替昂納克。對於瑪戈特·費斯特來說，在莫斯科的那一年首先是事業上的一個挫折。她遠離了所有在柏林的重要位置，並且返回民主德國後一度失業